【摘要】當代作家王彬的長篇小說《豐泰庵》以后現代視野重寫明末歷史，文本在歷史書寫與自我指涉之間所呈現的悖論性，使其成為中國當代編史元小說創作的典型范例。小說深刻觸及歷史書寫中真實與虛構的張力，后經典敘事學“可能世界”理論，打破了結構主義封閉的研究模式，懸置真實與虛構的對立，以便考察作品、作家、讀者與社會在邏輯層面的整體運行規則。《豐泰庵》建構了一個由“敘述者集團”為框架的多層可能世界結構，敘述者身份的二重性、敘述口吻的時空錯位以及敘述者的橫向跨界，使其在形式上顛覆了傳統歷史書寫的整一性與權威性。小說通過虛設歷史與平行世界的想象，隱喻了歷史存在的多元可能性。這一敘事實踐超越了單純的形式實驗，使文本成為一種探尋歷史認知邊界、反思敘述行為本身價值判斷的哲學性話語行動，從而在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的裂隙中，開辟出重新理解歷史與敘事關系的新路徑。

【關鍵詞】《豐泰庵》；編史元小說；可能世界；歷史敘述；虛構

文學中的“虛構”與“真實”是文學研究中的核心理論問題，歷史小說因同時涉及歷史事實的客觀性與文學敘事的虛構性，使得這一張力表現得尤為突出。加拿大學者琳達·哈琴用“編史元小說”來指稱后現代歷史重寫小說，其特點是既具有強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稱與歷史事件和人物有關。自哈琴提出這一概念，國內研究多從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的辯證關系中探討編史元小說的悖論性，并集中考察該類小說對傳統歷史敘事的顛覆與重構。盡管部分研究一定程度上解構了二者之間的二元對立，卻仍傾向于對“真實”與“虛構”進行本質化的區分。

后經典敘述學中的“可能世界”理論，為“懸置”歷史存在與歷史書寫間的真實與虛構提供了框架，該理論不對“詩和歷史”或“紀實性敘述與虛構性敘述”哪個更真實做出判斷，而是將關注點轉向二者在文本內的邏輯建構與互動關系。在此視角下，以中國當代編史元小說《豐泰庵》為研究對象，旨在為闡釋文學中真實與虛構的復雜互動，提供一種更具包容性與解釋力的理論路徑。

一、編史元小說與可能世界敘述學理論模型

歷史的回歸可以說是文學由現代轉向后現代的重要標志之一，[①]此次回歸卻顯示出與傳統歷史書寫迥異的特質。在作品中，部分作家將“大寫的歷史”拉下神壇，書寫日常生活中“小寫的歷史”，以此解構宏大歷史敘述的理性書寫與唯一性；另一部分作家則受到新歷史主義等思潮影響，意識到歷史存在與歷史敘述之間不具有等同性，歷史敘述都是不同語言建構的產物，因此無法在本體論層面還原歷史存在。為了回應對歷史的這一認知，作家們在顛覆傳統歷史敘事模式的基礎上，以后現代創作技法在文本中對自身敘述的可靠性再次進行解構。

面對這樣的歷史認識以及創作實踐，理論界呈現出兩種不同取向，一方因 “歷史的文本性” [②]將歷史書寫視同純粹的文本虛構，進而質疑歷史書寫已走向歷史虛無主義的邊緣。②另一方則以加拿大女性學者琳達·哈琴（Linda Hutcheon）為代表，對歷史重寫小說展現出積極的肯定態度。哈琴提出“編史元小說”（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這一概念為其進行辯護，用此來指稱“既具有強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稱與歷史事件和人物有關”③的后現代歷史書寫小說。此類作品的主要特征有三點：第一，具備歷史紀實性質，其“不僅在過去找到了后來發生事件的根源，而且還追蹤這些根源產生影響的過程” ④，從而承認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與人物存在。第二，因歷史敘述在本體論上的不可靠性，運用戲仿、虛設等敘述手法解構紀實性歷史敘述的真實性和唯一性。第三，“強烈意識到了其敘述過去的方式” ⑤，即在文本中有意袒露小說本身的虛構性。哈琴認為，編史元小說的存在意義正來源于以上悖論性特質，其價值不在于彌合歷史真實存在與文學虛構書寫之間的鴻溝，而在于以創作實踐向讀者反映并讓讀者意識到“歷史的文本性”，同時肯定“文本的歷史性”意義。

“編史元小說”雖為西方文論概念，但其產生的歷史哲學背景，尤其是后結構主義關于歷史書寫的話語反思，已在全球范圍內引發廣泛共鳴，并得到國內作家與理論家的積極回應。依據哈琴的定義，《豐泰庵》可視為中國當代語境下典型的編史元小說，理由如下：

第一，小說以明末崇禎時期為主要敘事背景，融入了崇禎皇帝、長平公主媺娖、袁崇煥等真實歷史人物，以“媺娖的回憶錄”和作品中引證的大量史料為依據，在媺娖的日常生活敘述中，詳細描繪了宮廷秘辛、胡同市井、民俗器物等“小寫的歷史”。因此，小說在解構傳統宏大歷史敘事的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史料意涵。第二，小說以媺娖的視角，重寫了明朝崇禎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揭示了許多新的歷史原委，顛覆了史學界長久以來認為是真實的史料。同時，小說以想象與虛設歷史的方式，為媺娖、“朱三太子”朱慈炯等人物賦予了不同于官方記載的結局，以此隱喻歷史本體的多元性可能。第三，小說主體雖標榜為“媺娖回憶錄”， 但敘述者媺娖屢屢自陳其敘述不可靠，如“據說，我在這里只能是據說，因為我不在現場，未能身臨其境，或者說‘推測’更為準確” ⑥。同時，媺娖的敘述語言常出現與其歷史身份相悖的當代口吻：“她們兩人關系密切，是你們現在常說的閨蜜。”⑦此類現象在小說中經常出現，因媺娖的敘述口吻與其生活時代的時空矛盾，可對其回憶錄進行“辨偽”，這種時空錯位的敘述策略，實則暴露出文本自身的虛構性，形成對歷史書寫真實性的自我揭示與反思。

《豐泰庵》在形式及內容上均呈現出完整的編史元小說特征。與傳統小說中敘述者有意隱藏文本的虛構性不同，編史元小說恰恰由于自身的特質，將文學虛構性與歷史真實性的關系拋向文本前景。⑧文學中虛構與真實之間的微妙張力，歷來是文學研究的討論焦點。從模仿論、反映論、表現論乃至形式論，這些理論都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沒有一種能一以貫之地說明各種類型的文學藝術與實在世界的關系。⑨

“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概念源于萊布尼茨的《神正論》，旨在回應中世紀神學中關于世間苦難的詰問——全知全能的上帝為什么為人類創造了一個充滿災難與痛苦的世界？萊布尼茨提出，上帝創造了眾多可能世界，人類所居住的實在世界[③]是上帝為人類做出的最好選擇，這個選擇標準是“落實他的善”[④]。因此，在哲學傳統中，可能世界被定義為世界可能存在或者本可以存在的方式[⑤]，人們生活的實在世界只是所有可能世界中實現的一個。近年來，該理論遷移至文學研究領域，用于研究文學話語的真值及指稱問題。隨著敘事學走向后經典敘事學，該理論與敘事學相結合，成為后經典敘事學的一個分支。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在哲學還是文學研究領域，可能世界的界定范圍極寬，對它的認定標準僅基于邏輯自洽性，所有事件只要不違反邏輯上的矛盾律和排中律，都可劃定在可能世界之中。

在可能世界敘述學理論視野下，文學作品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可能世界——虛構敘述世界。其理論尚不完善，研究中仍有相當多的空白點和爭議，筆者在綜合比較各論者建立的不同理論框架后，選擇以瑪麗—勞爾·瑞恩（Marie-Laure Ryan）在其著作《可能世界、人工智能和敘述理論》（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1992）[⑥]中提出的模型為基礎，并結合趙毅衡先生在《廣義敘述學》中對可能世界理論的系統性闡釋，形成如下理論認識：

可能世界包含兩大層次：一為“實在世界”，即我們共同經驗的世界，其中存在著真實的歷史人物、作者與讀者；二為“虛構敘述世界”，即文本作品所構筑的世界。虛構敘述世界內部又可進一步區分為兩個子世界：（一）“話語世界”，即敘述者與受述者所處的敘述層面。（二）“故事世界”，即敘述者通過話語所構建的敘事內容世界，作品主人公處于這個世界。敘述者、受述者、故事主人公等都居于虛構敘述世界之中，而歷史人物、作者與讀者則屬于實在世界。話語世界作為可能世界的一種，在結構上連接并中介了故事世界與實在世界，從而構成一個層次分明、互動關聯的意義模型。

經典敘述學所描述的“作者創作→敘述者敘述→受述者接受→讀者閱讀” [⑦]的敘述行為，在可能世界敘述學的理論模型下，實質是“實在世界→話語世界→故事世界→實在世界”的邏輯運動。這一過程始于實在世界中的作者進行創作，其敘述意圖通過敘述者在話語世界中展開，構建出故事世界，并由受述者在話語世界層面承接。最后，文本經由閱讀行為重返實在世界，由讀者進行意義闡釋與二次敘述化[⑧]，從而完成從創作到接受的意義循環。這一框架完整涵蓋了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作家、作品、世界、讀者”[⑨]文學研究四要素。借助該理論分析文本，不僅能夠在作家創作與文本內部層面解釋敘述行為的運行規則，亦可在讀者接受層面考察文本對現實的介入效果，從而超越傳統模仿論、表現論與形式論中對文學真實與虛構關系的單一傾向解釋。

作為一部編史元小說，《豐泰庵》對歷史的還原與重寫，要求批評者突破結構主義局限于文本內部的封閉原則，以積極的態度將其置于歷史語境之中沉思。該小說復雜的形式特征，固然需要借助語言學轉向以來的科學方法對其進行文本分析，但若將歷史書寫完全解構為語言建構的產物，則可能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困境。而“可能世界”敘述學理論既保留了文本分析的嚴謹性，又引入了歷史與認知維度[⑩]。相比經典敘述學理論來說，該理論可以為編史元小說《豐泰庵》中涉及的歷史書寫、文學虛構以及讀者對文本虛構的反應提出一種更具說服力的解釋。

二、解構的敘述者與《豐泰庵》的可能世界結構

小說是敘事的藝術，敘事源于敘述者。[11]在可能世界敘述學的理論框架下，“小說是敘述的藝術”這一命題的理論意義得以深化，敘述者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敘述行為的發出者，更因它所棲居的“話語世界”是聯通“實在世界”與“故事世界”的意義通道。

與傳統小說單一的敘述者不同，《豐泰庵》的敘述者呈現為多元的“敘述者集團”[12]，包括書稿編輯者“我”，歷史研究者“李力”以及崇禎皇帝的長平公主“媺娖”。以“某個人物變成敘述者”[13]作為分層依據，《豐泰庵》因敘述者變換可以將其內容劃分為三個敘述層：（一）以“我”為敘述者的 “元故事”層；（二）以“李力”為敘述者的“故事外”層；（三）以“媺娖”為敘述者的“主故事”層。在整個敘述等級中，上層敘述者及其敘述行為成為下層敘述者的來源。

《豐泰庵》的元故事層體現于楔子《熱水鎮》。該部分的敘述者“我”，詳細記述了其與妻子在南美旅行時，結識長平公主媺娖的研究者“李力”的經過。通過交談，“我”拿到了李力的研究書稿，并將其帶回北京出版。這部得以出版的書稿，正是《豐泰庵》從第二章至結尾的主體內容。作為小說的元故事層，本篇內容揭示了文本自身的生產過程，并在篇章末尾提供并分類了本部小說的所有敘述者——書稿整理者、編輯者、評論者“我”和“李力”，以及回憶錄作者“媺娖”。

第一章《薇妮》則構建了小說的故事外敘述層。本章的敘述者為李力，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他和意大利人薇妮，因共同研究明史相遇相識。二人對崇禎的女兒長平公主媺娖同時產生興趣，在搜集有關媺娖的史料時，意外收到了一部由媺娖本人撰寫的回憶錄，小說的主要故事線由此開始。該敘述層雖獨立于主故事層的情節發展，卻交代了主敘述層的故事文本形式——媺娖回憶錄的發現過程，為主敘述層提供了文本來源與敘事依據。

主敘述層構成了本部小說的主體，內容以媺娖的回憶錄為主，其中輔以李力的評論和編輯者“我”的注釋?；貞涗浀臄⑹稣邽閶墛?，以第一人稱視角，“詳細記述了崇禎時期的歷史人物與宮廷秘辛，顛覆了許多史學界曾經認為是真實的史料” [14]，“我”和“李力”分別以編輯、評論者的方式“嵌入”在媺娖的回憶錄中。在小說中，此三人的敘述分別以不同的字體形式呈現，作為視覺手段，清晰區分了小說的三重敘述聲音，在形式上強化了文本的結構性復調特征。

基于《豐泰庵》多層次的敘事安排，其可能世界結構在敘述者集團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清晰的分層特征。因小說的主要人物媺娖、崇禎等人在歷史中真實存在，實在世界不僅包含作者與讀者，也包含了這些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整部小說作為虛構敘述可能世界，其中包含三個相互關聯的虛構子世界，每個子世界中又各自擁有獨立的話語世界與故事世界。這三個虛構世界，分別對應上述不同的敘述層次：

（一）楔子世界（對應《熱水鎮》），話語世界敘述時間為當代，敘述者為“我”，故事世界圍繞書稿的發現與出版過程展開。（二）來源世界（對應第一章《薇姬》），話語世界的敘述時間仍為當代，敘述者為李力，故事世界集中于回憶錄的發現與研究緣起。（三）回憶錄世界（對應第二章至結尾），這一世界具有雙重時間屬性：其故事世界的時間為晚明時期，主要人物包括媺娖、崇禎、袁崇煥等歷史形象；而其話語世界的時間則指向當代，敘述者為媺娖，受述者為隱含的現代讀者。

在此需要強調兩點：第一，根據小說內容，可判斷楔子世界與來源世界中的敘述時間為當代?；貞涗浭澜鐒t在自身的話語世界和故事世界的時間維度上形成錯位，故事世界的時間指向晚明，但話語世界中因敘述口吻卻透露出現代特征。第二，本文對可能世界的劃分主要依據小說內容、故事時空以及敘述者的層次關系。敘述分層在此作為一種結構承載方式，而在實際內容層面，各可能世界與小說章節之間并非嚴格一一對應。以上兩點的具體內涵與文本體現，將在后文展開進一步論述。

三、歷史敘述的真實與虛構：可能世界理論下的再闡釋

編史元小說在承認一切歷史皆具敘述性的同時，并未放棄歷史再現的可能，而是通過對傳統歷史書寫方式的反撥與補充，開辟新的敘事路徑。因《豐泰庵》中的歷史敘述主要體現在重見天日的“媺娖回憶錄”，該回憶錄的內容也占據了小說的大部分章節，故本節將聚焦于“回憶錄世界”進行專門分析。作為編史元小說，《豐泰庵》的歷史敘述呈現出四重屬性：第一，具有史傳敘述的紀實取向；第二，承載類書性質的多元史料功能；第三，作為親歷者媺娖的個人自傳；第四，體現虛構性的文學小說。

在可能世界理論框架之下，任何歷史只要呈現于文本，所有的敘述都是一個對實在世界進行符號化了的可能世界。作為我們生活的實在世界，其特征是“唯一性”以及“細節飽滿”[15]。由于人類自身及語言的有限性，無法對“細節飽滿”的實在世界用語言方式進行全面徹底的認識，因此，經由話語世界中敘述者的符號化再現，其構建的故事世界在細節量上必然無法等同于實在世界。正如巴維爾的判斷，實在世界在認識論上不完整，可能世界在本體論上不完整[16]，但這并不否定可能世界中所再現的“細節”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以小說《豐泰庵》及其他明朝歷史書寫為例，它們所試圖指向的實在世界是同一歷史過程，其差異則體現在話語世界與故事世界的建構方式上。

鑒于故事世界由話語世界塑造而來，因此，對敘述問題的考察需首先聚焦于話語世界層面，其復雜性一旦被厘清，故事世界的不同建構方式便得以闡明。在話語世界層面，《豐泰庵》中的敘述問題顯得尤其復雜，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剖析：敘述者“媺娖”身份的二重性、小說中的“敘述者集團”結構以及敘述者的“橫向跨界”現象。

作為歷史的敘述者，話語世界中的媺娖呈現出二重性，作家王彬將其分裂為“大寫歷史的敘述者”和“小寫歷史的敘述者”，由此導致由媺娖創造的“回憶錄故事世界”也呈現出“大寫歷史”與“小寫歷史”的交織。

首先，媺娖在回憶錄中記載了大量崇禎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既顯示出與正史敘事的多處差異，又在細節上與其他歷史文獻互相印證，如袁崇煥被崇禎處死的前因后果、崇禎誅殺魏忠賢、李自成起義進京、崇禎自縊明朝滅亡等。同時，回憶錄以亡國公主的視角對種種事件進行評論，反思并重估導致明朝滅亡的眾多因素，使文本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史傳色彩，宛如一曲大明王朝的挽歌。其次，回憶錄也細膩再現了媺娖作為個體的日常生活，如在宮內蕩秋千、畫眉、端午朋友贈飾等情節。整部回憶錄以其個人記憶貫穿始終，因此可視為媺娖的自傳敘事。再次，小說中收錄了大量常被正史忽略的明代物質文化細節，如明朝服飾、建筑、器皿、游戲……小說中對明朝游戲“打馬吊牌”的描繪：“馬吊牌有四種花色。即：文錢、索子、萬字與十字……打馬吊牌實質是紙面上的賭博?！盵17]對崇禎皇帝會講時期的服飾細節書寫“從頭到腳，簡單地說是進賢冠、絳紗袍、革帶、玉佩、白襪、黑履……”[18] ，種種皆賦予文本類書般的文獻價值。這些多重維度的書寫，促使讀者意識到自身的歷史認知實則源于不同的文本建構，每一文本都只是對實在世界的部分細節描繪。

小說在形式上對傳統歷史書寫的顛覆，還體現在小說特有的敘述者集團[19]在話語世界內的橫向跨界。盡管回憶錄世界中的敘述者僅為媺娖，回憶錄內容出現在小說的第二章至結尾“棠棣”，而這些章節中并不只有回憶錄世界。李力、薇妮、以及楔子中“我”的評論與補充，在上述章節中都有出現，然而此三人在小說中并沒有進入由媺娖敘述所構造的回憶錄世界中，換言之，在媺娖敘述的情節中沒有出現此三人。因此，可以判斷此三人在小說中并沒有產生“敘述跨層”[20]。

在可能世界敘事系統中，各個世界之間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由狀態到狀態的變化。情節是這些世界在文本宇宙中的運動所留下的痕跡。[21]在此結構之下，對以上“敘述者嵌入”現象可借助“可能世界中的橫向跨界”加以闡述。在《豐泰庵》中，除媺娖之外的敘述集團成員，并未進入媺娖的故事世界，而是從自身所處的21世紀話語世界，橫向進入到媺娖的話語世界之中，形成一種跨時空的敘述拼貼。這種跨界的作用有以下兩點，第一，打破傳統歷史書寫的整一性，以拼貼史料和當代人評論的方式，在形式上完成編史元小說自身歷史敘述的建構；第二，從讀者接受角度來看，這種跨界不斷牽引讀者的注意力在話語世界與故事世界之間往復移動，從而減輕讀者在故事世界的沉浸感，以此增強小說的虛構性以及自我指涉的元小說特征，令讀者對“歷史的文本性”在形式上做出反應。

作為一部編史元小說，《豐泰庵》必須在文本層面上完成對自身敘述真實性的消解。小說中雖多次出現敘述者媺娖本人對受述者講出“不管你們信不信”、“我不在場，只能推測”等不可靠敘述話語，但袒露小說虛構特質最為明顯的表現，則是通過媺娖的敘述口吻實現的。在此舉出文中幾例：

看到這個情景，士兵們仿佛被打了雞血（用你們今天的話）。[22]

自從太爺爺時代，大明的氣候就變壞了，用你們現代的科學說法是進入了小冰河時期。④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是你們現在常引用的話。⑤

她們兩人關系密切，是你們現在常說的閨蜜。⑥

時至今日，我們北京的百姓都不在正月理發，說是‘正月剃頭死舅舅’思舊的諧音。專家說，實質是懷念父皇的曲折表現?！雹?/p>

若回憶錄世界中的話語世界時間為明末，敘述者話語不應出現諸如“雞血”、“閨蜜”、“小冰河時期”等現代詞語。由此推斷，話語世界中的敘述者“媺娖”為現代人，受述者“你們”同樣指向現代讀者，話語世界的時間維度應屬為當代。而回憶錄故事世界的時間設定為明末崇禎時期，由敘述者創造的故事世界中的媺娖則是明末人，除非歷史中的媺娖進行“時空旅行”，或者媺娖自明末存活至今，否則我們難以相信該回憶錄出自明末媺娖親筆。據此可以判定，小說故事世界中的媺娖與話語世界中的敘述者媺娖并非同一主體。若依文獻學標準審視，則可斷定這部“媺娖回憶錄”實為托名之作。

包括楔子在內，小說共計十五章，回憶錄占據十三章。小說通過話語世界中敘述者口吻的時空錯位，向讀者袒露出回憶錄的虛構性質。在顛覆傳統歷史書寫的同時，又對自身書寫的真實性再次進行否定，將真實與虛構的張力關系直接展現于文本前景。具體而言，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在閱讀初期受到楔子世界與來源世界的鋪墊，將注意力聚焦于故事世界中描繪的明末歷史場景，并傾向于相信其真實性。然而，當敘述者媺娖的現代敘述口吻顯露時，讀者的注意力從明末的故事世界被拉回至現代的話語世界。此時讀者意識到，所謂“明末故事世界”實為現代敘述者所建構的虛構產物。這種閱讀體驗的切換，正是小說用以消解自身書寫真實性、強化元小說自我指涉性的關鍵敘事策略。

四、歷史存在的多元可能：《豐泰庵》中的虛設歷史隱喻

將《豐泰庵》的敘述學分析與可能世界理論結合的有效性進行考量，或許二者結合最為開拓性的體現，則是為小說中出現與歷史事實相悖的人物結局做出解釋，并對讀者具有更深切的啟示意義：歷史在本體存在論上的多元可能性。小說中對歷史多元性的隱喻與再現，正是通過敘述者媺娖的想象性敘述及其言語行為得以實現的。

在小說中，媺娖通過對其他可能世界的表述與想象，引導讀者意識到小說故事世界之外，還存在其他可能世界。瑞恩認為，故事人物的愿望和幻想可以創造出文本的可能世界。[23]《豐泰庵》中以媺娖的視角描繪了田妃、袁妃等宮中女性的日常生活，如小說第三章中描繪眾人在清明節蕩秋千的場景，作者以十分飽滿的細節描寫，還原了作為普通人的貴妃和皇后游玩戲耍的情景。同時，蕩秋千這一事件喚起媺娖對一則小說的記憶——關于拜柱與速哥失里的愛情故事，進而促使她聯想到自己的父皇與田妃：

一方面今天看到田妃，我突發奇想，如果父皇是拜柱，田妃是速哥失里，這個故事又該怎樣進行呢？……如果他們不是貴為天子的皇帝與尊為貴妃的妃子呢？[24]

以“假定”為題的“虛擬歷史”，已經成為歷史學的一種重要體裁。[25]這不僅僅是一種歷史學上的游戲，更在于通過假定某一歷史事件未發生，可以向上揭示該事件在歷史中的重要因素。如假定“新文化運動”未發生，便可反觀該事件是否為中國現代化的必需因素。在《豐泰庵》中，這一邏輯通過敘述者媺娖的想象性敘述得以呈現。在故事世界中，田妃與崇禎以妃子與皇帝的身份存在，媺娖在話語世界中通過假設性敘述“如果父皇是拜柱，田妃是速哥失里”，構建出一個不同于既定故事世界的可能世界。這個世界可視為故事世界的平行世界，它雖未在小說情節中實際實現，卻經由媺娖的敘述行為在文本邏輯上獲得成立。這一例子尚屬媺娖個人層面的虛構想象，而小說結局則進一步將此種“假定”轉化為敘事實踐：

依據正史記載，媺娖與其妹昭仁公主在李自成攻陷北京時，被崇禎帝賜死。昭仁公主歿于昭仁殿，媺娖斷臂后幸存，后于順治二年郁郁而終，其弟“朱三太子”亦在明亡后下落不明。《豐泰庵》卻為這些人物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在小說中，三人均未死于明末亂局，而是在故國覆亡多年后，遠赴西班牙、南美等地，開啟另一重生命軌跡。

根據可能世界理論，現實由真實世界（已經實現的可能世界）和尚未實現的多重可能世界組成。[26]在歷史實在中，媺娖與昭仁公主已然逝去，遠赴異國的情節自然無法成立，但小說在話語世界中通過敘述者細致的描述，在故事世界中構建出一個飽滿而自洽的可能世界。盡管這一世界并未在歷史上實際發生，卻因其敘述的生動性與邏輯連貫性，在讀者的接受體驗中呈現出“平行于實在世界”的認知傾向。如果說前文媺娖的想象屬于話語世界向故事世界的投射，那么此處的敘事實踐，則通過故事世界向實在世界的象征性趨近，建構了一個實在世界并行的可能世界。

本文無意在本體論層面爭論可能世界是否客觀存在，而是著眼于小說通過建構多重可能世界所實現的隱喻功能：歷史并非只有單一走向，現實亦具備多元可能。讀者所接觸的“歷史事實”，實際來源于不同的文本敘述。以上判斷也在敘述者媺娖對正史記載的評述與重構中不斷得到呼應：

以小說中語義密度最高的敘述“崇禎為天主教徒”這一事件為例，在楔子“熱水鎮”中，這一事件就作為引起讀者注意的“逸聞”在“我”與李力的談話中展開，這一安排，使得從小說開端便確立了編史元小說對歷史書寫真實性的重估立場。對明朝官方文本所展現的歷史人物，如崇禎，小說在媺娖的敘述中，也給出了與正史書寫不同的狀態：

我的父皇也曾經接受洗禮，做了一名天主教徒。說來你可能不信，然而信不信由你，父皇真的曾經受洗，做過一名吟誦福音書的天主教徒。[27]

崇禎作為一位被多重文獻記載的重要歷史人物，既是早年勵精圖治的皇帝，也被描述為對臣僚嚴苛多疑的統治者。然而并行的官方文獻中，往往聚焦于崇禎的帝王身份，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作為父親、丈夫，甚至是天主教徒等其他側面的存在。

其次，在媺娖的敘述中，對歷史風俗以及常識再敘述，令讀者意識到歷史本身在不斷書寫過程中會發生遷移，仍以清明節蕩秋千情節為例，媺娖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關于清明節的不同認識：

我忘了說了，那一天在其他后宮，也要安裝秋千……清明節又叫秋千節，這是后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吧！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卻不知為什么沒有延續下來，要知道，清明并不是僅僅是祭奠這樣一件事的。②

可能世界理論以多重世界為基本預設，將可能世界看作世界本可能存在的諸多形態，主張只要不違背邏輯層面上的排中律和矛盾律，所有事物都有成為現實的可能。明朝官方歷史記載以及傳統歷史小說往往呈現為單一、線性的敘述樣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歷史存在的多元面向。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歷史“敘述已經發生過的事”，而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發生過的事情，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 ③。在可能世界理論之下，詩人如何 “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得以獲得邏輯層面的闡釋。在《豐泰庵》中，最為顯著的歷史虛構——媺娖等人去往西班牙的情節，被賦予了高度細節化的呈現。這種對歷史的主動虛設，不僅是推動情節走向高潮的重要手段，更是一種引導讀者反思歷史本質及其多元存在的敘述策略。

五、結語

作為語言存在的歷史和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應該被怎樣看待，編史元小說的回答是將“歷史永存于語言”這一認識呈現于文本前景，同時肯定文本的歷史性價值。正是這一特質，編史元小說對真實與虛構的認知與實踐在文本中更顯復雜。在“可能世界”敘述學理論的觀照下，《豐泰庵》是一部結構及意義完整的中國當代編史元小說，其在敘述形式、內容建構與讀者接受的各個層面，跨越了類書、史傳、自傳以及虛構小說的邊界。小說通過敘述者集團的設計，實現了文本內部可能世界的多層分化。其中，敘述者在話語世界中呈現的身份雙重性、敘述者之間的橫向跨界，以及敘述口吻的自覺暴露，在形式上瓦解了傳統歷史書寫的整一性。在內容層面，小說既將“小寫歷史”與“大寫歷史”并置，又通過話語世界，建構起平行于故事世界與實在世界的多重可能世界，進而揭示出歷史本身所蘊含的多維價值向度。

在可能世界理論之下考察敘述的真實與虛構，其本質上是基于價值判斷的邏輯選擇。在不同話語世界中敘述者的行為，實際是從實在世界的豐富細節中進行選擇與重組的過程。上帝基于理性與善在各種可能世界中為我們“選擇”了生存的實在世界，與之類似，作為可能世界的文學作品，也是來自敘述者的一次“選擇”?！敦S泰庵》因敘述者的自覺“挑選”，塑造出明末的多重可能世界，不僅引導讀者認識歷史存在多種可能性，也促使我們反思敘述背后的價值判斷與歷史認知方式。

〔本文系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亨利?詹姆斯后期文學敘事范式轉換的人類學管窺”（20XWW006）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鄭敏敏，蘭州交通大學碩士研究生。通訊作者：張哲，蘭州交通大學文學院教授，編審，碩士生導師。

注釋

① 張志瑋：《作為歷史編纂元小說的<星形廣場>》，《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2期。

① 張進：《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第44-4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② Lubomír Dole?el，Possible Worlds of Fiction and 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 29, 4 (1998)，p. 785–809.

③⑧ 梁曉暉：《“真實”與“虛構”之外——<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可能世界真值》，《當代外國文學》 2017年第2期。

④⑤ 〔加〕琳達·哈琴：《后現代主義詩學：歷史·理論·小說》，第152頁，李楊，李鋒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⑥⑦ 王彬：《豐泰庵》，第69、239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24。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此后只注明頁碼。

⑨ 趙毅衡：《 廣義敘述學》，第217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

① “實在世界”簡單說就是“我們居住的世界”或者“我們共享其經驗的世界”。定義來源于趙毅衡：《三界通達：用可能世界理論解釋虛構與現實的關系》，《 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第2期。

② 〔德〕萊布尼茨：《神正論》，第387頁，段德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16。

③ 邱蓓：《可能世界理論》，《外國文學》2018年第2期。

④ 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p109-123.

⑤ “經典敘述行為”源自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第13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⑥ 二次敘述化，發生于文本接收過程中，是指讀者在接收敘述文本之后，主動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關于“二次敘述化”的詳細論述，請參見趙毅衡：《 廣義敘述學》，第130-145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

⑦ 〔美〕M.H. 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第5頁，酈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① 張新軍：《可能世界敘事學的理論模型》，《 國外文學》 2010年第1期。

②③ 王彬：《從文本到敘事》，第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④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第90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⑤ 王彬：《豐泰庵》，第9頁。

① 關于實在世界的特征描述，請參見趙毅衡：《 廣義敘述學》，第224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

② 轉引自趙毅衡：《 廣義敘述學》，第225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

③④ 王彬：《豐泰庵》，第48、49頁。

⑤ 對“敘述者集團”的詳細論述，請參見王彬：《從文本到敘事》，第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① 關于“敘述跨層”，在此參考趙毅衡先生的定義：屬于不同層次的人物進入另一層次，從而使兩個層次的敘述情節交織，這種情況稱作“跨層”。定義來源：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第104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② 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p119.

[22]④⑤⑥⑦ 王彬：《豐泰庵》，第164、454、291、239、490頁。

① 轉引自邱蓓：《可能世界理論》，《外國文學》2018年第2期。

② 王彬：《豐泰庵》，第94頁。

③ 趙毅衡：《 廣義敘述學》，第222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

④ 邱蓓：《可能世界理論視域下的跨界敘事》，《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1期。

①② 王彬：《豐泰庵》，第369、94頁。

③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第81頁，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