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已過去四分之一，對文學進行歷史化研究勢在必行。據張清華觀察，由于當前研究過度沉湎于1980年代的“黃金時期”，導致學界對1990年代的文學缺乏相應重視（1）。沉湎1980年代是對改革開放這一偉大政治舉措的歌頌，也與“短20世紀”（2）的歷史分期呼應。“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正如我們從19世紀中發掘國家現代轉型的資源一樣，21世紀的精神理應從20世紀末延展開來。無論是國際局勢還是國內的社會發展，21世紀的中國都煥然一新。具體到文學，20世紀是小說占主導地位的世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3），加上文學史本身是建構現代民族國家主體性的產物，所以小說自然占據文學史的中央。在革命的世紀，小說的動員功能被極大地發掘，甚至被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闡釋為“民族國家寓言”，但傳記、口述史、回憶錄、日記、書信、演講集等受到出版市場青睞、廣受普通讀者喜愛的紀實文體，卻很難編織進整體性的文學史中。網絡帶來傳播的根本性變化，推動文學生產的深度發展，傳記這個古老的文類亦有新變。事實上，大規模的城市傳記、救亡故事的再講述、新大眾的廣闊生活經驗都融入了文學歷史化的進程中。

一

城市傳記與地方性知識

我國自古有著史、實錄的傳統，國史、方志和家譜共同參與建構“修、齊、治、平”的文化理想和社會秩序。梁啟超曾說：“最古之史，實為方志。”（4）從《周禮》提及“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至清代乾嘉年間地方修志風氣達到鼎盛。方志以地緣關系為內核，相較改朝換代史，方志呈現鄉愿，記錄鄉音、鄉情，在地方的歷史沿革中勾連山川、風俗、民情，凝聚“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地方認同。事實上，無論是魯迅的百草園、沈從文的邊城、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等被建構出來的文學故鄉，還是賈平凹、陳忠實、阿來等當代作家在寫作長篇前大量翻閱甚至抄寫地方志的實踐，都證明“戀地情結”其來有自。

鴉片戰爭后，現代化進程打破了建立在血緣、地緣基礎上的鄉土中國的穩定性。改革開放帶來新一輪加速度的城市化，人口大規模脫嵌，互聯網以信息的即時傳播將世界連接成地球村，地方性知識在不斷流動、交換和融合中重組。有意識地組織城市傳記的寫作和出版既是對方志傳統的延續，也是在全球化、現代化進程中對地方性知識的激活和更新，古為今用，突出城市歷史文化的延續性、生長性，建構現代城市文化共同體。

在全球化浪潮和“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規劃下，2017年中國外文局支持開展“絲路百城傳”（5）叢書計劃，號召作家為城市作傳，描繪城市的前世今生及現代形象。巴赫金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創作想象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便是確定一個完全具體的地方，不過，這不是貫穿了觀察者情緒的一種抽象的景觀，絕對不是。這是人類歷史的一隅，是濃縮在空間中的歷史時間。”（6）城市傳記在方志傳統之上進行敘事創新，打破傳統史書體例，讓作家更自由地從當下出發，逆流而上尋覓城市獨特的文化氣質，并用跨文化視角為城市精神文明建設提供豐富的歷史內涵。

在《北京傳》（2020）之前，邱華棟在《正午的供詞》等大量以北京為背景的小說中，呈現了作家對北京文化的基本看法。《北京傳》根據“厚今薄古”的構想，從北京第一高樓——“中國尊”的瞭望開始，從天際線將目光拉回，投向歷史深處。羅蘭·巴特對埃菲爾鐵塔的分析顯示了城市地標的現代性特質。同樣，“中國尊”的色彩、造型和高度成為北京城的現代地標，這也成就了《北京傳》的寫作高度，以“周武王十一年”分封薊國的年份，立下“北京建城三千年”的歷史縱深，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編織歷史。頗具新意的是主、副章的結構設置，主章依據史書典籍對北京城的歷史進行系統梳理；副章則注重今古對話，將北京濃縮于具有代表性的人、地、事、景中，激活城市的生命感。敘述上也注重打破史實考究的沉悶論調，用詼諧的話語來還原史料細節。邱華棟把“我”融在《北京傳》中，用多年的見聞感受集結城市印象，舍棄故都肅穆莊嚴的氣質，轉而把它打造成正直昂揚、風華正茂的青年，也映射了當年來京闖蕩的自己。北京還有很多“我們”和“他們”組成的多聲部，蕭太后、郭守敬、馬可·波羅、老舍等人的聲音都進入北京的歷史敘述。邱華棟在行走中聚合北京的歷史，潭柘寺、恭王府、東交民巷等地也在今人的步履中通過風聲樹影，一磚一瓦低訴歲月，形成歷史和現實的對話。

葉辛的《上海傳》（2018）突出“葉辛眼中的上海”，作家并未嚴格遵循時間順序講述歷史變革，而是以改革開放為節點，著重追憶自己1986年至2018年見證的上海巨變。作家結合自己的知青身份和下放經歷，談及幾十年間上海的收入變化、稿酬制度的變化、知青往事等，分別以“上海灘”“上海夢”“上海風”“上海潮”為標題，使每個章節由一個核心意象輻射開去。上海“摩登”盡在其中，而“摩登”恰是來自西方的刺激，抓住“摩登”也就抓住了上海的靈魂。

葉兆言數十年筆耕不輟，一手紀實，一手虛構，文具史筆，史具文心，是南京最合適的代言人。從早期的“夜泊秦淮”系列到關于南京的著述，葉兆言與南京相得益彰，對南京的歷史如數家珍。《南京傳》（2019）借鑒年鑒學派的“長時段”史觀，結合人文地理、風土民情闡釋古都南京的前世今生，時間跨度從公元211年孫權遷治秣陵一直延續到1949年。作者的取材始終緊扣六朝古都這一特質，把南京比擬成歷史的“舊人”，“王氣”和“文氣”并存。“王氣”緊扣歷史波瀾壯闊的一面，從秣陵到南京，城的成長建立在統治者的偉業或哀歌之上，改朝換代中的血雨腥風最終都會化為支撐城屹立不倒的功勛。葉兆言要在歷史長河中洗滌歲月的粗糲，再呈現南京城歷盡鉛華的魅力，在“王氣”的興衰沉浮中體現出英雄造時勢的特點。至于“文氣”，詩仙李白的頻頻光顧和詠嘆使得南京光芒萬丈，李煜、辛棄疾等文人的詩酒豪情將“金陵懷古”變成一個不朽的文學母題。結合王旭烽的《杭州傳》（2023），就能理解當今江南長足的發展動力源自其深遠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底蘊。

葉曙明的《廣州傳》（上、下）（2020）抓住千年商都的“商”字鋪陳開來，以史料的豐富性和趣味性見長。廣州處在五嶺和南海之間，乘風破浪，向海而生。珠江以命名佐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珠寶往來。早至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水處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濱，過著狩獵捕魚的生活”（7）。南越時期趙佗的江山不入漢皇的正眼，而遠洋的航船已經揚帆。歷朝歷代因其遠離京師，一度視其為蠻夷、流放之地。殊不知自唐代起，此地蕃商云集，蕃坊蕃市開展得熱火朝天。正是這些不被主流歷史看重的經歷，孕育了廣州特有的閑散性情。鴉片戰爭以后，作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廣州在貿易往來間見證了國家現代化的巨變。葉曙明從繁榮的商業貿易中看出了廣州的煙火氣，大量外來移民使其熱鬧非凡、長盛不衰。《廣州傳》奠基在前，《深圳傳》《澳門傳》相繼面世，共同譜寫出大灣區的成長史，側面反映民族國家現代轉型的艱難歷程。

新時代城市傳記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地方，進而認識現代中國，在凸顯橫向的全球交往的同時，呈現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延續性和創新性。以現代眼光勘探根深葉茂的地方文化，在全球化的歷史脈絡中激活地方性知識，探索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城市書寫被推向新的高度。城市傳記集合地理性、歷史性、人文性的綜合因素，挖掘城市深厚、持久的傳統力量，在功能上指向更深層次的精神文明建設，也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凝聚城市認同感的終極目標下，“將個人記憶內置于集體記憶的框架，或通過個人經歷來串聯時代演進，或借鏡個人視域來解說城市歷史，雖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城市歷史的全貌，卻往往能準確地詮釋出城市精神并引起讀者的廣泛共鳴”（8）。這啟發了當代人從跨文化視野發掘地方歷史文化資源，推動城市“走出去”，建構世界視野下的城市形象。為城市作傳，是為了縱向深掘地方的歷史脈絡，橫向建立地方與國家、世界的廣闊聯系，讓根深葉茂的優秀傳統文化重獲生機。

二

知識分子晚年回憶錄中的創傷記憶

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民族國家深受摧殘。這段深重的國恥深深地嵌入民族的集體記憶之中，成為文學創作不斷回應的重大歷史題材。當時即有端木蕻良、蕭紅、蕭軍等東北流亡作家以筆為旗，書寫“怒吼文學”與“懷鄉文學”（9）。保羅·利科認為，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法西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所有在身心上留下創傷印記的事件的典型：它們申明，它們存在過，并且以此名義，它們要求被述說，被講述，被理解”（10）。在和平年代，作為一種創傷記憶，抗戰記憶融入漫長的黍離之悲的文學傳統中，不斷地被后世書寫，知識分子以重大歷史題材書寫承擔鐫刻民族記憶的責任。1990年代持續興起的“傳記熱”中，歷史創傷被融入個人和家庭記憶中加以表達，如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齊邦媛的《巨流河》、楊苡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何兆武的《上學記》、許淵沖的“西南聯大”系列等作品，是戰爭親歷者在和平時期對民族創傷記憶的回應。由于“人的‘當前’中包含著從‘過去’拔萃出來的投影，時間的選擇累積……每個人的‘當前’，不但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還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11），國史、方志、家譜及傳記（類傳記）都是在將單數的“我”與復數的“我們”，將轉瞬即逝的當前與無窮無盡的歷史長河勾連起來。

王鼎鈞的回憶錄以戰史記錄為參照，以細膩的筆觸描繪普通人與大歷史的內在關聯。隨著戰爭不斷迫近，老百姓漸漸從迷夢中驚醒，只有當家園被毀和身體受傷時，感官的痛覺才被激發出來。日軍轟炸蘭陵時，渺小的生命被迫納入宏大歷史的無力感和僥幸感，在王鼎鈞筆下展現得淋漓盡致。戰史中應該出現的面對侵略奮起反擊的英勇事跡和現實中崩盤四散的潰亂形成強烈反差。王鼎鈞著重描述了家鄉父老在戰爭中慌亂外逃的場景，在疑惑驚慌中他們想把所有的東西都帶走，而路途的艱險又迫使他們不斷把東西丟掉。逃難的心態則經歷從懵懂、驚恐、絕望到奮起抗爭的發展過程。作家也細致地書寫了身體之痛，包括逃難途中小腳女性的行走之痛、流亡學生患上“抗戰病”的疥瘡之痛，以及人們吃摻雜著各種雜物的“抗戰八寶飯”患上盲腸炎或胃潰瘍的感受。

戰爭創傷也深植于流亡學生的成長記憶，埋伏在潛意識中不斷呼喚他們提筆。九一八事變后，齊邦媛跟隨父母一路從東北南下，抗戰期間又隨軍轉移，一路上見證了許多學生和東北同胞流亡的故事。出于“生者不言，死者默默”（12）的情感，齊邦媛將這些記憶匯集在《巨流河》中，寫出中國人在國破家亡的痛中迸發出的抵抗力量。她寫到東北流亡學子一路高唱《松花江上》，揮別故土南下的歌哭，也寫到家破人亡的孤兒張大飛投入空戰，與敵機搏斗，以身殉國的壯烈。那未及表達的愛和永久的遺憾，留在一包莊嚴的按時序排列的信中。齊邦媛也經歷了南開合唱團在轟炸后的廢墟上進行“千人大合唱”的震撼，朱光潛在炮火中帶領大家背詩的浪漫，張伯苓四處演講以喚醒大家“國不亡，有我！”的志氣。齊邦媛以自身成長經歷為線索，鄭重書寫家國歷史，這是對父輩的敬畏，對亡者的紀念，也讓時代的洪流與小我的生命原點結合，留下一代人家國同構的珍貴記憶。

20世紀的知識分子將感時憂國的情懷內化在作品里，又于生活中前赴后繼，傳遞希望的火苗。楊苡、何兆武、許淵沖等西南聯大學生用回憶重述戰爭年代的精神成長之路，承接夯筑20世紀民族精神脊梁的任務。他們的回憶錄表現出與戰爭苦難形成反差的昂揚心態，何兆武借此解釋一代人的幸福觀——堅信個人的前途和社會的前景都是光明的（13）。楊苡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提到精神先驅對青年的影響，如巴金創造的覺醒者“覺慧”鼓勵一代青年走出彷徨，投筆從戎。與巴金情深意篤的楊苡在一片苦悶中寫信向他求援，表達自己想當“覺慧”的愿望。巴金亦熱情地給她回復，勸她在學習中尋找自己的道路。楊苡在就讀西南聯大后將熱情投注筆端，寫下《破碎的鐵鳥》《紀念“九一八”》等篇章，向抗戰刊物《戰歌》投稿，以文明志。西南聯大的朱自清、吳宓、聞一多、沈從文等人，在艱難環境中做學問、談理想，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戰爭中的莘莘學子。許淵沖以自己淵博的外語知識擔任戰時情報翻譯，戰后繼續學業，終成一代翻譯大家，而楊苡則以女性視角呈現舊式家庭與五四啟蒙精神的磨合、革命意志對女性成長的召喚。

楊苡始終以“好玩”的少女心態還原大后方的生活圖景，展現聯大學子活潑潑的青春姿態。比如，大后方“跑警報”的故事，最初大家將信將疑，在出城的路上買了零食，結果“胡蘿卜吃完，警報也解除了”（14）。汪曾祺也曾回憶“昆明警報之多”，既寫了擅長“跑警報”的馬同學、侯同學和偏不跑警報反而去洗頭的羅同學，還寫到“跑警報”時買叮叮糖、炒松子等零食的愜意生活，甚至說“跑警報”是談戀愛的好機會，卻以“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報》”（15）結尾。可見，戰爭帶來的痛苦是不可磨滅的，但應對苦難的態度也因人而異。楊苡的回憶既展現出她獨特的樂觀天性，也展示出日常生活蘊藏著的豐富可能性。

三

21世紀女性素人創作的生命之歌

近年來，素人寫作引發廣泛關注，“菜攤詩人”孔德云、“外賣詩人”王計兵走紅網絡，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我比世界晚熟》、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陳慧的《在菜場，在人間》等作品進一步打破了文學和現實的隔膜，挖掘日常生活的深度。打工人、底層人的創作除了標識一種身份外，還意味著文學門檻的下沉。大眾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互聯網提供了書寫和傳播的便利，科技的發展帶來生活的變化，都使文學生產、傳播和消費發生改變。創作也不再是少部分作家的專利，尤其是女性越來越廣泛地參與到工作和社會公共事業中，女性的主體性建構也更加迫切。

楊本芬在《秋園》中寫道：“這個家是靠一位裹過腳的母親和她不幸早慧的女兒撐持起來的。”（16）《秋園》是作者對自己母親一生的回望，母親生長于富家閨閣，讀過幾年書，嫁給了國民黨軍官，回鄉后不僅生活日漸困頓，而且終生因身份受歧視。秋園少年喪父，被戰爭打亂生活，兩度喪子，一次次陷入絕境，在最絕望時丈夫也撒手人寰。她痛苦到想自殺，終為尚在人世的兒女勉強支撐下來。她一生操勞，為一家人的溫飽發愁；為了貼補家用她既要教書，又得騰出手來干針線活；為了生存，她帶著孩子另嫁他人……辛苦的秋園卻在晚年摔斷胯骨痛苦地死去。臨終前，她給自己留下“一生嘗盡酸甜苦辣，終落得如此下場”（17）的注解，無限辛酸，太多不甘。秋園之苦并非個案，楊本芬寫下的是離亂中一代女性命運的縮影。在《浮木》和《我本芬芳》中，楊本芬接著往下細數兩代女性面臨的求學、生活、婚姻的困境。這些無法與民族重大事件比擬的生命記憶，最終也無法解答女性的追問：“經歷過的這些艱難困苦什么都不算嗎？”（18）女性的遭際不應被宏大敘事淹沒，她們在田間地頭流下的汗水，為無米下鍋流下的淚水，為生育留下的血水，不應該被“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鬼門關前走一遭”這樣的熟語所遮蔽。這表明日常生活內部的難題不僅有時代內容，還有性別內容。

阿包的《阿包》面世得益于手機的語音轉文字功能，因為作者小學二年級便輟學，文字書寫能力不強。阿包少女時就離家當保姆，過早陷入婚姻，為多掙點錢卻被拐賣，僅僅憑著不讓年幼的女兒變成沒媽的孩子的單純信念，歷經重重磨難回到家。她在“訴苦”中表達了自己最樸素的道德觀念和人生信條。阿包的善良、勤勞、隱忍乃中華婦女的傳統美德，但講述自己的人生，建構自我則是現代女性的追求。以前，少女阿包服從自己的命運，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那地方的女孩子大多數都是不讀書的”（19），但隨著她從大山中走出，進入城市生活，她的眼界被打開，觀念也發生變化。飽嘗生活艱辛的她勇敢地講出自己的苦難、委屈和酸楚，以及生活中偶然滲入的一點點陽光。

女性要講出自己的故事，借此反撥歷史、世俗和男性對她們做出的片面定義，正如埃萊娜·西蘇所號召的，“婦女必須把自己寫進文本——就像通過自己的奮斗嵌入世界和歷史一樣”（20）。女性書寫自己的生命體驗并非刻意在文字中訴苦，而是通過正視苦難來接納創傷，并在克服苦難的過程中尋找自我價值。楊本芬筆下的秋園、之驊，還有阿包，都不可忽視她們與傷疤共同展露的個人奮斗史。她們除了是父親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親外，還是農婦、保姆、民辦教師、醫院護工、保潔阿姨、交通運輸員……性別和身份均不是把她們限制在家中與外界隔絕的理由，女性的心聲理應被聽見。素人女性的生命書寫，諸如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李文麗的《我在北京做家政》等作品，既抒寫了平凡女性的生命之歌，也展現了個人的職業素養，甚至人生理想，這些文字在某種程度上充實了底層群體的聲音。隨著女性參與社會重要工作的比重越來越高，素人女性的生命書寫也將觸及更深刻的社會議題，融合更多職場元素，表達新的體驗，把女性的價值思考推向另一境界。

王小妮曾用“講故事的人出現了”（21）來描述女性素人寫自傳的現象，她們能夠講述被忽視的自我，也是時代語境下個人價值浮出地表的體現。而科技進步和觀念變革為女性提供了“訴苦”的機會和平臺。之前，女性常因受教育程度低，書寫能力有限而被排斥在歷史敘述之外。楊本芬、阿包都提到自己對上學的極度渴望，把接受教育視作改變命運的方式。在普遍困境之中，女性從認字到寫作不僅是從0到1的嘗試，更是作為歷史敘述的弱者從無到有的突破。在21世紀成立的“北京皮村文學小組”和“上海三明治寫作”平臺，為女性素人寫作提供了技術指導，鼓勵女性發出自己的聲音，是助推女性素人創作的一大驅動力。對于依然無法用文字表露心聲的女性，口述研究方法也打開了新的局面，“口述史研究法的運用，乃是解構了歷史研究的權力結構，讓社會上沒有聲音的弱勢者如少數族群、婦女、沒有書寫能力者或邊緣分子，有機會將自我經驗通過自我的敘述進行自我呈現。”（22）1992年，陜西師范大學李小江的“20世紀婦女口述史”項目開創了良好先例。易小荷面對21世紀女性生存困境所創作的《鹽鎮》《惹作》等作品，正視底層女性長久的難題，讓她們得以在對話中訴說自己在家庭、情感、婚戀、職場、生育等方面的感受。

網絡媒介實現了文字的全方位傳播。楊本芬用足足8斤的文字稿，掂量了母親和自己的生命重量，而女兒章紅將之錄入天涯網的行為使那些“經歷過的艱難困苦”得到了更長久的保存，也讓秋園和之驊的故事獲得了他人的敬重。阿包通過微信語音轉化，把自己的生命寫成書，足以證明女性寫作存在無限的可能性，女性可以做歷史和時代的見證者和敘述者。目前，新媒體平臺的推廣應用，實現了文字和語音的二次轉化，進一步打破寫作和閱讀的壁壘，將女性的聲音傳至更遠。21世紀的歷史敘述者已經下沉至素人群體，這群人碌碌有為的日常生活被書寫、被看見、被記憶。在“傳記熱”和傳播媒介的持續推動下，女性寫作有望開辟新的空間，為女性的人生創造新的道路。

中國文化一向重史，深廣的歷史內容和厚重的民族記憶乃傳記文學的應有之義。馬克斯·桑德斯曾說：“當我們將傳記視為文化記憶的一種資料時，我們的結論也將具有文學批評的性質：闡釋記憶是如何產生、建構、書寫和傳播的。”（23）從城市傳記對地方性知識的創新講述，知識分子對重大歷史題材和民族創傷記憶的重述，素人寫作對廣闊民間、底層女性生活經驗的記錄來看，多姿多彩的傳記文學從不同側面豐富了21世紀文學歷史化的內蘊。城市傳記為我們尋根、扎根，知識分子回憶錄讓我們抵抗遺忘，而素人寫作讓我們直面日益開闊的生活。

注釋：

（1）張清華：《關于“九十年代文學”的一些散見》，《南方文壇》2022年第2期。

（2）“短20世紀”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其著作《極端的年代：1914-1991》中提出的歷史分期概念。見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1914-1991》，鄭明萱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1902年第1卷第1期。

（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28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

（5）截至2025年6月，“絲路百城傳”叢書已出版的中國城市傳記有（按出版時間排序）：《上海傳》《珠海傳》《哈密傳》《臨清傳》《漳州傳》《連云港傳》《湖州傳》《威海傳》《紹興傳》《深圳傳》《龍巖傳》《海南島傳》《揚州傳》《成都傳》《中山傳》《煙臺傳》《泉州傳》《廈門傳》《景德鎮傳》《洛陽傳》《武漢傳》《重慶傳》《杭州傳》《開封傳》《敦煌傳》《南通傳》《武威傳》《天津傳》《福州傳》《佛山傳》《烏魯木齊傳》《呼和浩特傳》《合肥傳》《溫州傳》《澳門傳》。

（6）〔蘇聯〕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267頁，白春仁、曉河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葉曙明：《廣州傳》（上），第7-8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

（8）臧晴：《重述城市：城市傳記書寫的世界圖景與現代追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5年第2期。

（9）黃梨嫣：《東北流亡文學》，《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5期。

（10）〔法〕保羅·利科：《記憶，歷史，遺忘》，第667頁，李彥岑、陳穎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11）費孝通：《鄉土中國》，第30-3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2）齊邦媛：《序》，《巨流河》，第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13）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第10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14）楊苡口述，余斌撰寫：《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第241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23。

（15）汪曾祺：《跑警報》，傅光明編：《人間草木》，第182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5。

（16）（17）章紅：《解命運的謎（代后記）》，楊本芬：《秋園》，第262、263頁，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

（18）楊本芬：《廚房里的寫作（自序）》，《秋園》，第1頁，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

（19）阿包：《自序》，《阿包》，第2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

（20）〔法〕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黃曉紅譯，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第18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21）王小妮：《講故事的人出現了》，姜淑梅：《亂時候，窮時候》，第3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2）李向平、魏揚波：《口述史研究方法》，第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3）〔英〕馬克斯·桑德斯：《傳記、文化記憶與文學研究》，〔德〕阿斯特莉特·埃爾、〔德〕安斯加爾·紐寧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第400頁，李恭忠、李霞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