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為千年古都，其厚重文化支撐之一就是方志——這一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20世紀80年代，北京開啟新編《北京志》的工作；段柄仁先生在90年代初任市委秘書長后，對此予以了大量關注與支持。后來他成為《北京志》的主編，30多年的時間里，他深耕于這份被世人認為枯燥的爬格子行當中，不僅完成了新編《北京志》170余部分志、近1億字的浩繁編修工程，更在長期實踐積累中沉淀思考，探索和構建了一套方志學的體系，打磨成《方志學體系論》。這部著作既延續了作者對地方志事業的深邃思索，更以經緯交織的邏輯框架、求真務實的學術探索，為方志學學科建設構筑了堅實理論根基，實現了從實踐經驗到學術理論的跨越升華。

《方志學體系論》以“志書”為中樞樞紐，將方志學知識解構為主體知識、派生知識與理論知識三大層級，兼納人物知識維度。此等建構植根于對志書生發演進規律的深刻研究——從縱向維度追溯方志孕育、發展、成熟、拓展、轉型、新生的歷史進程；從橫向維度鋪展古今志書的類型譜系，再從實踐維度延伸出編纂范式、管理規范、應用路徑等，最終升華為方志的完整體系加以論述。這條“歷史溯源—實踐解構—理論升華”的邏輯脈絡，精準應答了“方志是什么、何處來、為什么、如何為”的追問，使原本散落的方志知識得以綴珠成鏈，凝為有機整體。

讀這本書可以體會修志人對方志這一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弘揚。據統計，現存古代方志有1萬余種十多萬卷，約占我國古籍數量的十分之一。截至2020年，新方志出版已有4萬多部，在這海量的志書中，包含舊志和新志，有創修、續修、補修、重修，有官修、私修，還有地域志、專志等。本書從編纂方法到管理保障，從概念切入到體系構建，層層深入、條分縷析，最終完成對志書概念體系的完整呈現，盡顯縝密的學理思辨。

這本書是一把不可多得的鑰匙，幫助讀者在浩瀚的古今志書中尋覓寶藏。舊有“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的名言，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就說過，“古代羅馬乃至近代英國，都沒有和中國相比擬的文獻”。這部書清晰地勾畫出古往今來志書是如何闡述宏大的敘事以及如何措辭以描摹微觀形態。按照這些“志言志語”，我們可以按圖索驥方志的門徑，尋覓到其蘊藏的“資治”“教化”之道、體會歷史演進中的得失成敗、感知地域內的人杰地靈、探尋物質和精神的珍奇異寶。

讀這本書也是在和古往今來的修志之人對話。在縱貫數千年的文脈中，從《越絕書》《華陽國志》，到新方志的《北京奧運會志》，完整勾勒出方志事業的演進軌跡。從東漢著名經學家鄭玄所言“掌四方之志”“志者，記也”，第一次對“志”的概念、性質、內容和作用作出說明；到虞應龍等纂修《大元一統志》，“是書之行……統天而與天悠久矣”，開創元明清編修一統志的先例；再到清代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方志大家大批涌現，提出志書體例及“文直事核，不溢美、不隱惡”的文體要求；近代大批社科名家如梁啟超、王國維、黃炎培、魯迅等亦參與志書編纂，并形成方志理論研究的名著……這些脈絡在書中皆清晰可循。

讀這本書可以在更加開闊的視野中洞悉方志事業的內在肌理。創新是方志發展的生命，該書的價值也建立在創新基礎上。作者摒棄傳統方志理論著作的碎片化論述范式，跳出單一史料梳理的局限，將方志理論歸納為導向論、定性論、方法論、評品論、概念體系論五大板塊，更將新的發展理念與時代需求深度融入方志學科體系建構，既守住了方志文化的根與魂，又為其注入現代學術活力，使這門傳統學科煥發現代生機，彰顯鮮明的時代特質。

段柄仁先生以耄耋之齡，仍矻矻窮年于方志理論探究，盡顯“志者初心”與“著史使命”的擔當。于方志工作者與愛好者而言，這部著作是不可或缺的理論圭臬；于整個學術界而言，它為學科體系建構提供了寶貴的學術經驗。深信隨著這部著作的傳播與影響，方志學的學理更加成熟，為傳承弘揚中華文明、賡續民族精神血脈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