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煙火漫卷》中，遲子建憑借自己對于文學故鄉哈爾濱的記憶構建了全書場景。小說中的人物眾多，核心敘事圍繞劉建國而展開，由此不斷牽連，在人物交織中形成敘述的復線狀態，從而構筑起一種綿延而糾葛的文學想象。

小說主角劉建國是被尋找孩子一事羈絆了全部人生的人。其父劉鼎初是一位俄語翻譯專家，而好友于大衛是波蘭人謝普蓮娜和于民生的后代。1977年，于大衛和其妻子謝楚薇拜托正在插隊的劉建國在返回哈爾濱時，順帶將他們尚在襁褓中的兒子銅錘帶回謝普蓮娜身邊。但在途中銅錘被人偷走，劉建國從此走上了尋找銅錘的漫長過程。劉建國認識過一個外地女人，黃娥，她自稱一直在尋找自己下落不明的丈夫盧木頭。當下，劉建國替醫院代開私營救護車維持生計，他和助手翁子安形影不離。

在尋找孩子的時間里，劉建國到訪過曾經犯罪的海濱城鎮，他在那里侮辱了一個男孩，后者因此患上了嚴重的社交障礙。而于大衛始終隱瞞著劉鼎初臨終前托付的秘密，在晚年才向劉建國坦白他是被劉鼎初夫婦收養的日本遺孤。在小說末尾處，經由舅舅的坦白，翁子安在反復推敲中確認自己就是當年的銅錘。而在黃娥承認了丈夫已逝的真相之后，眾人發展出了新的感情。

在《煙火漫卷》中，敘事的主軸是輕盈的。劉建國對于孩子“銅錘”的尋找是在小說伊始就已交代的內容，但劉建國自身的身世背景、生活經歷和銅錘的親緣關系、真實身份都在小說的中段及末尾處才給出。而劉建國的尋找之旅，被模糊成小說中的隱線，在不同的章節中時隱時現。小說以人物關系的紐系和特定的場域榆櫻院構成自我的結構支點。通過劉建國的血緣和親友關系，周延出于大衛、謝楚薇等舊交舊識，又以其近期生活經歷，關聯到黃娥、翁子安等晚近結識的人物。而在另一側，因為書中眾多人物長期聚居于榆櫻院，作者也以此為敘事動機，引出人物視野和活動的諸多躍遷。書中，黃娥是一位著墨偏多的人物。或許有人因此將黃娥誤認為本書的雙重主角之一，然而仔細考慮可知，黃娥在情節延展中并不具有可支持結構的決斷地位。在故事中，黃娥的出場是由于與劉建國的相識，而她日后的生活場景都協同于劉建國的活動范圍。可以說，黃娥在書中沒有承擔起核心人物的重量，書的聚攏始終仰賴于劉建國的生命周延。

這樣的敘事方式或許是漫散的，作者并不寄望情節呈現有序的忸怩，而是為敘述的盈余預留了相當自由的空間。作者在不同篇章中確定不同的人物，引起敘述，而后又預設文本線索實現人物焦點的跳動和故事的轉嫁，以此堆疊出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網絡。不同的人物引起不同的敘事，而即使是在對于單一人物經歷的處理上，小說也呈現出非線性的狀態。例如：黃娥的情感支點在于她以尋找失落丈夫為名掩蓋丈夫已逝的真相，而她在來到哈爾濱后且尚未移居榆櫻院時的生活內容在小說第一部第六章中才得到補充。劉建國尋找孩子是從小說伊始就已告知的內容，但關于孩子父母的生活則在第一部第三章、第五章才得到補敘，而劉建國弄丟孩子的經過則被遲延至第一部第七章中。類似地，黃娥在面對盧木頭猝死時的驚惶情形和埋葬他的過程被記錄在第一部第八章里。劉建國的身世之謎要等到第二部第五章處才得揭曉。這些非線性敘事的處理增添了小說內在敘述的復雜性，由此形成一種情節依附人物主體、文本造成人物敘事的結果。

同時，作者在權衡人物的生命狀態時，也完成了許多共時性的敘述，往往披露某一人物的生平經歷之前，就向讀者暴露了這一人物的情感處境，仿若讀者和人物是熟識多年的好友一般。這些處理呈現出作者特殊的敘述姿態，也造成敘事上的些許紊亂。作者以多端并述的沉穩推進文本，舒緩完成許多情節的插敘補充，致使全書結束時，書中大部分人物的經歷已然可知。可以說，作者無意過分地制造敘述迷霧，這和一些小說家對于關鍵事實的模糊處理是有差異的。小說中的非線性敘事段落雖然散落在不同章節之中，但依舊圍繞在人物周圍，用以烘托人物生命的周延處境，由此形成了故事上“亂而不散”的效果。

歷史學家杜贊奇曾提出“復線歷史”這一概念，他認為既有研究中存在線性歷史書寫為線性時間所支配的模式，導致了特定因素對于歷史敘事的壟斷。為了克服這種壟斷處境，他提出“復線歷史”，試圖找尋其他散佚的聲音，從而構成一種非連續性和非線性的敘述，以此還原現實的復雜面貌。我們可以借此提出文學中“敘述的復線”，旨在關注人物生命狀態的零散顯露和非線性敘說引起的情節松散，和由此造成圍繞人物生命狀態的敘述周延。傳統單一主體的虛構文本如果遵循非線性敘述方式，則將造成時間上的單向紊亂；而如果線性敘述的文本在聚焦主體上反復跳動，則會造成敘事上的聯結混亂，以及空間性上的漫散。在虛構文本中對于聚焦主體和線性順序予以同時拆解，致使過去的人物和情節擴散于時間與空間之中，就構成了一種敘事的復線狀態。

在《煙火漫卷》里，小說視野流轉于劉建國、黃娥、于大衛等多個人物之間，并且隨著人物的活動軌跡不斷漫游，使小說文本捕獲了人物和空間上的離散狀態；而幾處關鍵情節的插敘展開，則造成了敘述在時間上的碎散效果。并且這種復線的周延隨著小說人物重要性的提升而驟增。對于大秦、小米、胖丫、老郭頭等人物而言，有關于他們的敘述依舊大體集中在零星幾處；而劉建國作為小說中最大的敘述核體，他的生平破碎并且散落在小說各處，尤其以1983年的灰暗往事為例（此處情節的功能化意圖暴露得過于明顯，實則是可以商榷的）。敘述的復線狀態賦予小說以和現實互動的更多可能，而小說也以此切實地展現著東北獨特的城市質感，暴露出人物綿延的生命能量，傾訴著作者本人凝結于歷史與地域之間的深厚情感和哲性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