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地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混合體，江南是一個需要面向歷史和傳統，在比較中不斷變動的概念。江南對許多詩和人產生了“園囿”的作用。對此，江南詩人有對其蘊含的風貌與風骨的自覺承接，也有視之為遺蛻，棄置不顧的自主選擇。無論是摘取還是撇去，或是加入新質素，前提都是將過去視為參考。盡管當下被歸攏到同一地域，詩人們的足跡也是多樣的：他們有的出生于江南，且幾乎從未離開，比如朱朱、陳先發、黑陶、劉立桿、葉輝、車前子、路東、楊鍵、潘維、梁曉明、陳東東等；有的成長于他地，中途移居江南，比如胡弦、小海、黃梵、傅元峰等；還有的生于江南，輾轉異地復又返還，比如韓東、龐培、沈葦等。久居江南者始終接受著江南自然與文化的滋養，即便離開，那些基因中的江南也不曾褪去。對于曾經生活在他地的詩人來說，在江南落腳后，江南也更鮮活地進入他們的詩歌。在遺傳、滋養、神往和相逢中，在不同地理、經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在對當代江南的持續觸摸和思考中，他們不斷用詩歌構建著一個現代的江南，而合格的地域性書寫，也為解決當下詩歌過于私人化和同質化問題提供了有效解決方法。

一

江南何在

對江南這一詞語的記載，古已有之。春秋時期，《左傳》有云：“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1）這里的江南主要指吳國、越國等諸侯國區域。秦漢時期，其范圍延伸到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之后的歷朝歷代也基本上都有關于江南的記載：“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屈原《招魂》），“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江南宗賊大盛……唯江夏賊張莊、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范曄《后漢書·劉表傳》）。從這些對江南的描述可見，唐朝之前，人們表述的江南多具有自然地理屬性，以自身所處的位置為參考點進行定位。及至唐朝，隨著國家政局的改變，江南加速發展為一個雜糅著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概念，其具體所指不斷變動，每種定義不完全重疊。

江南這一概念的官方解釋出現在唐貞觀元年（627年），“始于山河形便，分為十道”（2），江南道的設立使其范圍在政治規劃上幾乎被拓展到最大。此時，長江以南，南嶺以北，西起四川、貴州，東至海濱，都屬于江南道的管轄范圍。到了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一分為三，即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其中江南東道包括今蘇南、上海、浙江、福建及部分皖南和贛東北地區（3）。江南的版圖開始縮小，江南東道、江南西道亦預示著東、西的分裂和分離。宋朝改道為路，設有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江南西路即一府（江寧）、七州（宣、徽、江、池、饒、信、太平）、二軍（南康、廣德），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贛東北部分地區，西路相當于今江西全省。到了清朝，江南進一步縮小和東移，順治二年（1645年）設江南省，轄區包括今江蘇、上海、安徽。16年后，江南省一分為二，東稱江南右布政使司，西稱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這二者又分別被改為江蘇布政使司和安徽布政使司，其全稱依然有江南作為前綴，直到民國，江南和江蘇都經常被混用。當然，自然地理與行政上的規劃并不能完全代表同時代人對江南的認知，比如秦朝李斯的《諫逐客書》中道：“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4）金錫歷來被視為東南吳越之方物土貢，這就是把江浙算在江南范圍之內。再比如，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給事中孫寶善在奏折中就將“江蘇省之徐州府”寫作“江南省之徐州府”，這種個人認知與政治地理規定不完全吻合的情形也常有。

從地理和政治區域劃分上說，江南的范圍總體由小變大，復又縮小；在方位上，江南的范圍呈現由西向東移的趨勢。一個區域的定型，除了其特殊性、獨立性和內部統一性，其形態也要表現得相對穩定和成熟，并且江南并非單純的政治和地理概念。那究竟哪些區域能夠做到更精確的對標呢？這還需要結合經濟、文化因素進行考量。

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到地域文化的形態生成、傳播和接受，是決定區域在國家中所處地位的關鍵條件。在西晉之前，得益于肥沃的土壤與溫和的氣候，中國北方，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發達，南方只能“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過十畝”（5）。東漢末年，北民南下，勞動力的增加和先進技術的傳入，使南方的資源得到進一步開發，經濟文化中心開始南移。隋唐時期，已然“賦之所出,江淮居多”（6）。得益于較穩定環境的持續積累，南方力量不斷壯大，能夠逐步與北方相抗衡。紹興八年（1138年），南宋遷都杭州，基本宣告了國家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此后，一直到清朝，南方經濟文化的繁榮程度始終超過北方。南方僅屬于一個大略的方位，而哪些區域可以被視為一個經濟共同體，就要考量各地區之間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和發展水平。對此，李伯重認為，總的來說，明清江南地區蘇、松、太、常、杭、嘉、湖、寧、鎮“八府一州”，可以被視為經濟統一體，因為“地區內各中心地之間的聯系大大超過它們與外地的聯系，它們各自的基本商業腹地主要還是在這個地區之內”（7）。

在整體上，“八府一州”以吳越文化為主，但具體涉及文學藝術領域時，“八府一州”的范圍就顯得有些過于狹窄和僵化了。在中國，對南北文學認知的差異由來已久，“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8）。一直到近代，這種南北文學特色各異的看法，都作為文學的主流認知存在。而在文學創作實踐中，無論是“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謝眺《人朝曲》），“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王安石《憶江南》），還是“江南好，懷古意誰傳？燕子磯頭紅蓼月，烏衣巷口綠楊煙”（納蘭性德《望江南》）等，都代表了文人對心中之江南的感受與想象。這些江南形象極為相似，特別是唐宋時期，古典詩詞的發展達到了巔峰，在這些詩詞中，江南已溢出了“八府一州”。雖然這些詩詞中，有的還缺少精準的地域指向，江南的邊界仍十分模糊，但這些文本深切地影響著后世，在經典的加持下，江南的文學性已經大大超過了地理性。地區間的文學文化交流和互動，也使得“八府一州”及其周邊地區在文學藝術上的聯系難以分割，諸如“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之類文學作品的出世，“乾嘉學派”等學術團體的集體亮相，都對那些雖不屬于“八府一州”，但又富于濃郁江南特色的地域進行了指認。文學的江南在教育中的傳授和戲說中的傳承，也不斷印證和加強著人們對于江南屬地的心理認同。所以，以自然地貌與政治規范演變為參考基礎，輔之以經濟、文化、文學的整體考慮，可以將“八府一州”視為江南的核心區域，將揚州、徽州等具有江南氣息的城市當作外延的輻射區域。

在當下語境中，一方面，江南仍延續著曾經的特質，其水汽氤氳的自然地理條件、發達的經濟、“逃逸”“自由”的詩性文化感受，不斷先在地融入江南人的基因，潛在塑造著人們的審美；另一方面，隨著都市化進程的加深，江南與其他地域的區分已經越來越小了，人口的頻繁流動使得各地域間文化和經濟的聯系更密切，交融更深入，而大時代環境也敦促著寫作者筆隨心動，以適宜的詩形來追隨真實的現代性感受。在這種情形下，江南這方空間，在培育江南詩人的同時，也不斷在被江南詩人重塑著。

二

對傳統江南影像的追索

“作為一個誠實的詩人，方圓二十英里就是他的寫作的界限。”（9）沃爾科特的這句話與寫作的地域性恰有契合，從這一層面上來看，寫作的來源，即文本建筑的地基牢不牢靠，影響了語句排列的執行方式和被接受的可能性。這似乎頗有對經驗完全依賴的嫌疑，與想象和自由相去甚遠，但因著力點落在了“誠實”上，使得朦朧和含混的力量感和大地屬性得到了強化，其中不僅包括人間的物質內容部分、精神的根系和延展范圍，還包括寫作的語言構成。

現在的江南詩歌中，許多歷史的遺留物都在持續發生作用。對于久居江南的寫作者來說，當地的語言環境和生活中所接觸的物質實體唾手可得，因為熟知，他們更能夠得心應手地加以運用。所以，許多江南詩人在建筑詩歌時，會自然而然地選擇江南的自然地理與人文風貌作為材料。另外，江南作為一種話語，特別是中國文化重心南移后，在歷史上逐漸強勢，隨著信息傳遞得越來越快速，江南不僅影響其周邊地區，還能夠輻射到千里之外，甚至是他國。江南之外的詩人亦可憑此熟悉的江南氣韻與之聯通，倘若神往之，公認的江南風物也就構成了致命的吸引，一經相遇，便能產生創作上的高度契合。方言、生活場景、地方風物、歷史中的江南文化等古老和自然的江南，就這樣進入了他們的詩歌，傳統的江南氣質在他們筆下復活。

在組詩《在杭州，隨柳永的字句走上兩三里》中，梁曉明直接點出“隨柳永”而走的意圖，組詩標題從《寒蟬》《凄切》《初歇》《蘭舟》《今宵酒醒》《曉風》《虛設》，到《與何人說》，不僅字面上與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的內容相契合，就連組詩的排列順序也與之保持一致，其中自有對古老情感的主動追索。北宋詩詞中的愁緒流淌了近千年，流進了梁曉明的心中，“床上驚起，只看見/月亮像惋惜，彎彎冷冷的/剛剛離開我的窗欞”（《初歇》）。通過對當下日常的呈現，生命的哀思跨越時空，在新載體中存續。對于“江南詩歌來說，憂郁就是批判”（10）。在回溯中，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靈魂浮現。

方言或傳統的印象，江南風物及生活日常，描述性的或具體的詞匯，或者是經典化的語句，在一首或多首詩中呈現。詩歌表面的肌理會直接帶來具有地域限定指向的閱讀感受，“一眼望去，青春的荒涼，/從水底彌漫出初冬。/一只雨中的麻雀，疾行翻飛；/灰色屋檐，靜止著羊角。”（《月亮》）潘維善于營造江南之意境，素有“江南后主”之稱，他的詩歌水汽飽和度高，富有以宮體詩為代表的聲色，但視野更廣闊。“孤獨太冷，需要一盆炭火，/移走十二月的寒冬，/溫暖我血管里的液體江南地圖。”（《雉城》）歷史的文化性風格激活了對詩歌的江南性感受，這是閱讀者思維還未展開前的條件反射，是流傳的素材積累與地理合作的結果，具有古老江南傳統特征。異質的地域歷史特色，以及其附加的接受層面上的既定感受，帶來豐富新鮮的材料，這是空間的優勢，也是空間的限制，畢竟材料的私人化和范圍狹窄也會造成閱讀的障礙，而詩人是否能夠做到不僅仿其貌，更要承其骨，創造被追問的潛力和抓力，則是需另外考慮的事情。

地方風物對創作的影響也是明顯的。曾屬于清代江南省的安徽省六安市霍邱縣有一項民間非遺皮影戲，這項技藝在兩位（或者有更多）江南詩人的詩中均有呈現：“因為悔恨，他顯然有點用力過猛/從我的案頭看，他像在演/一出霍邱縣皮影戲。/三噸重的月光/他挖成的大坑獨享了一噸//誰走得更急/誰吸附的黑暗就會更深一些”（陳先發《月光散章之一》）；“我們都是/皮影戲中的人物。在那上面，有一根線。懸著，/繃緊著。時間捕獲了我們。久了，你會覺得自己/患上了一種怪病——仿佛生下來，你只能仰仗某種/虛無和無限的東西”（余怒《兩難說》）。當然，余怒詩中的皮影戲是否出自霍邱縣并未可知，但控制、自我、情感、當下、未來，這些在兩人的詩中都交纏成痛苦命運的暗影，惴惴不安地揣著江南的秘密。

其實，這種對影子的藝術運用出現得更早。《漢書·外戚傳》有載，漢武帝思李夫人心切，方士即以此術招來其身影。怎樣給真切的情感一個真實的影子？皮影戲也許就是關于當下江南詩人寫作的一個隱喻。廣為流傳的或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詞語與事件被裁剪出外形，將影子投射到詩歌的外層帷帳之上，帶來新的魅惑。那么，古老的技藝如何現代化？如果僅是對古風的詞句和情景的模仿，詩歌容易滑落成傀儡，自身無法行動，不能獨立成一種審美藝術。所以，在皮影戲表演開始之前，幕后的操縱者、劇本、皮影的樣式皆需完善，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位“李夫人”。“李夫人”是誰呢？該如何尋找這位心中的“李夫人”呢？朱朱做出了一些回答：“薄暮我回家，在剔亮的燈芯下，/我以那些纖微巧妙的詞語，/就像以建筑物的倒影在水上/重建一座文明的七寶樓臺”（《江南共和國》）。朱朱顯然意識到了詞語和風格的必要性，他從歷史與典籍中取材，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歷史中的女性。朱朱也深知，無論借助怎樣的技巧，事物是無法重現的。他的江南精神不要求重建那些建筑物，而是要尋找倒影，在激烈的歷史與政治曖昧的個人化敘述中，尋找柳如是身份的接續和現代視角關照下的心靈變化，凝聚出一個亦古亦新的身影。

在地域性書寫中，詩歌材料因其地理歷史屬性而具備江南風貌，但僅此尚不夠江南，詩人還深諳傳統江南郊游式的內在審美特質。于是，借助語言、風土、屬于江南范疇的歷史形象，以及水鄉的日常，詩人賦之以技藝的鍛造。

三

江南的現代之思

誠然，古典的江南陶冶甚或規訓著當代江南詩人的取材和觀念，但它并非唯一的影響，江南在變化，當代江南詩人的地域性詩寫也在不斷擴充江南的精神疆域，增加江南新的審美特質。在進入現代后，西方文化強勢涌入，社會制度更迭，這些極大沖擊著人們的觀念，而現代的體驗也催生了現代性的詩情，更具反省和多思屬性的江南之詩應運而生。許多詩人在遇見江南之前，就已經體驗過其他的山水，縱使他們抵達江南，確認了自己的聲音可以在這里得到延續，異質文化的碰撞、過往的經驗也帶來了困難，而這也為詩人提供了切入江南的方案，使他們有機會從認知的慣性中蘇醒。對新環境的好奇和融入的需求，也讓他們愈發敏感地去思索江南恒久不變的內核。

作為一個異鄉人，南京是黃梵扎根的地方，“記得許多次我沿著它的街道閑逛，只能感到一種氣息，這氣息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座可以專心思考的城市”（11）。也許是城市氣息的加持，黃梵的詩善于從細小的事物開啟思考：“一條梧桐路，可以讓我停下手中的活/每片葉子都是小小的耳朵/就算隔著最寬的馬路，我的自言自語/依然會讓葉子在風中側目”（《金陵梧桐》）。黃梵的詩少有明顯的地域風貌，但城市與個人的氣質滲透其間。黃梵曾表示，數次遷徙中，他經歷過不同的方言和文化，這些使他驚覺普通話思維定式帶來的對相異事物的忽視，西方文化對地域遷徙的整合，也使他遭遇重重困境。而這些共同構成其江南詩歌寫作的復雜底色，也為他的寫作提供了角度。

“在江南，小鎮，是神的手藝。/——廊柱來自山林，青瓦來自烈火，/而瓦壟間的小草，屋檐上/滑落的雨滴，/無人深究它們來自哪里。”（胡弦《青瓦》）江南小鎮是如何構成的呢？木頭刨皮開槽可以支撐建筑，黏土經過火的淬煉可以堅硬防水，人們從自然中發現材料和原理，造就了江南小鎮的硬件。若僅如此，江南只能是匠氣而僵硬的，但“瓦壟間”生長出“小草”，“屋檐上”“滑落”下“雨滴”，混著泥土的植物氣味與氤氳的水汽都是非人為的、神性的，它們的滲透是人與自然的合作，是激活江南靈氣的關鍵。自北方遷徙而來的詩人感受到了這神秘和不可控，還有被允許使用且不被反噬的天賦的慈悲。也許這便是江南小鎮曾經或之后，能夠一直成為具有靈韻的藝術品的核心秘密。這時的詩歌由江南地域風格的事物組建，格調有江南之古意，發人深省。這也代表了對江南進行現代性思考的路徑。

很多時候江南已不再是江南本身，而是一個具有理想色彩的想象之地的代稱。無論江南詩人從何而來，他們書寫江南的詩歌就像是一度被視為招魂術的皮影戲，它需要一些物理原理支撐，更要向自然借一縷光，反映出元話語性質的文化，返鄉就是這元話語重要的一脈。而明知理想江南的不可重返，卻有意為之的悲哀與掙扎，也構成了現代江南詩寫的底層邏輯。返鄉不僅是精神的返鄉，也是語言的返鄉，但返鄉就像一個悖論，離鄉很近的時候是意識不到的，離鄉愈遠，返鄉才愈迫切，“‘比那更美的地方’的確有過，那就是無垠水鄉的江南。但那地方已今非昔比。/我們陷入了徹底的貧困。/藝術家最私密的貢獻是把歡樂呈現給他同時代的人們。”（12）就像胡弦那樣，作為一個“永遠無法返鄉的人”（其散文集書名），在路上、在另外的詞與物的關系中，展現返鄉的徒勞和努力，這一矛盾也是當代江南詩人現代性書寫的常態。

特有的地理環境，以及詩歌剛柔相濟的特質，都會對詩人的邏輯觀念、思維產生影響。詩人在做個人風格選擇時，會將人文資源、歷史文化資源部分疊加為自己的附加氣質。這種氣質和詩人的天賦、性格、氣韻相結合，共同化作文字面具。“置身于這樣的地理空間中，它時常提醒你能夠在精神漫游的時間旅行中與過去‘交互呼吸’，從而極大地拓展我們精神生活的疆界，使當代日常的瑣碎獲得形而上的意義。”（13）所以，從地理上劃分江南身份只是一個維度，將歷史上所謂的江南詩人的詩寫與當代江南詩人的詩寫對比，或者將同代中來自不同地域的江南詩人的詩寫進行對比就會發現，江南詩人的詩句并不完全江南，但又微妙地將江南納入其中。

四

如何“地方”：本真與平衡

一部文學作品能否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和較高的接受度，需要看它怎樣處理地域性和世界性的關系，能否形成創新性的內質和獨特的語言美感。或以地域性為基底披上世界性的外衣，或以世界共通的現代意識為基底加上地域性的風情和語言，路徑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作的打開和獨特風貌的呈現，關鍵就在本真和平衡。

本真存在于與個人有切實聯系且傾注關心的地方，對于江南詩人來說，書寫他們所居住的江南正是在獲得這種本真。江南詩人群體的出現，江南詩人在新詩中的地理性表現，是特有的一方空間對詩人的孕育和型塑，這是本真的基礎。詩人的地域性寫作通常面向歷史及具有地域特征的場景想象尋求幫助，他們打破了物理意義上的單向度時間，將時間掌控在手中。事物是否具有其本真，以及其本真何為，也往往表現為對某種地域本質的固守。對于藝術來說，事物被感知方存在，方能觸摸其藝術肌理，并在被摸索中產生文學意義。特別是在現代化進程較快的江南，文化記憶是如此重要，事物在地方歷史中的存在如此重要，一只穿越歷史的用于摸索的手是如此重要，因為“冷漠之物需要在更會呼吸的掌紋里孵化和生長”（14）。事物的本真就是物質性部分，是從最初被感知一直到當下傳遞出的信息總和。江南詩人對存在于江南當下時空中的事物進行摘取時，本真便隨之而來。本真雖至，詩人是否能將本真有效地展示和保持，還需進一步剖析。在地域性書寫中，個人與寫作對象是詩歌的兩大基本要素。寫作對象由于地域性限制，潛在攜帶著地方性內涵，而地域同時也是個人所處的空間。地域性詩歌本質上也是在探求和處理個人與其所處空間的關系，這個空間因為存在歷時的傳統、共時的他者而具有集體性，這也使地域性書寫天生背負了將個人與公共相融合的任務。地域性書寫也可視作對從眾寫作導致的同質化和90年代以來寫作過度私人化的解決方案。

從大眾性審美來看，與都市或工業化、現代化所帶來的副產品的對抗，顯然已經成為判斷某些詩歌是否具有反省功能的重要標準。而地域性書寫恰恰展示了這種對抗。楊鍵曾做過13年工人，在此期間他幾乎沒有寫過一首關于工廠的詩。對此他曾表示，他是一個自然詩人，對他來說，工廠是一個很難形成語言的地方，自然才是使語言保持活力的地方，是與心靈最容易發生關系的地方。但這其中也隱藏著一些問題，比如上海這樣的城市，對地方性的選擇容易聚焦于尚未被現代化所覆蓋的過去和邊緣空間，從而與其他更大面積的生存空間失之交臂，而地方性也會淪為邊角料和孱弱的呻吟。這類地方性書寫如何保證對象的主體空間和當下性，或作者如何釋放地方的活力，規避拙劣的仿古行為，發掘屬于這一空間的特點，還需要嘗試。況且江南的都市化是快速而超前的，大都市面對世界敞開的開放性視野，會對地域性造成沖擊，而溢出了地域感的現代都市面貌和生活，看似缺乏詩意，卻是現代詩寫需要消化的內容。

合格的地方性寫作是有難度的，并非所有居于某地者對其所處地域的詩寫都是有效的，這要求寫作者既要把握本真，又要掌握平衡。過于偏向已被公認且熟知的江南傳統（集體）容易抽空地域獨特性，空逞著虛偽的激情，使詩歌同質化；一味尋求地方特色又無異于喃喃自語，使所謂的地方性僅能面向個人，其歷史性和意義也由于無法流動而被忽視。另外，更重視那些尚未被都市現代化所覆蓋的過去和邊緣空間，對看似缺乏傳統特色之空間的有意忽視，也是對與個人緊密相連的生命經歷的剔除，極易損傷地域的完整性和真切感，從而陷入缺少成分的偽書寫。如此一來，地方書寫最終就只能變成無“地方”了。

新詩發生以來，歷史的訴求一直主導著新詩，創作和評價空間的收放，在完成對時間個人性的認領中，也挑戰著新詩的生長。地理思維或空間思維，有助于打破書寫和評價慣性，這也是地域性書寫的重要任務。地域有時會困住詩人，但身份意識有時更會解放詩人。江南詩人在歷史和地域的雙向束縛中轉身，完成了具有思考性質的空間書寫和自我確認。

注釋：

* “雨在他們的講述中”來自格風詩集的書名。見格風：《雨在他們的講述中》，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

（1）《春秋左傳集解》（下），第601頁，杜預集解，李夢生整理，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

（2）劉昫等：《舊唐書》第2冊，第856頁，長沙，岳麓書社，1997。

（3）徐茂明：《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年》（增訂本），第3頁，上海，中西書局，2021。

（4）吳楚材、吳調侯選編：《古文觀止》，第57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3。

（5）劉安等：《主術訓》，《淮南子》，第81頁，長沙，岳麓書社，2015。

（6）劉昫等：《舊唐書》第3冊，第2202頁，長沙，岳麓書社，1997。

（7）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第22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8）魏征等：《隋書》，第173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3。

（9）《巴黎評論》編輯部編：《巴黎評論·詩人訪談》，第175頁，明迪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10）王東東：《大象的退卻，或江南的對立面》，《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

（11）黃梵：《默讀南京》，《山花》2001年第2期。

（12）龐培：《神奇的江南性》，《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

（13）朱欽運：《當代詩中江南書寫的古今互動》，《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

（14）張光昕：《駛向“另一種地理”——論朱朱詩歌的內在經驗》，《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