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世紀末就讀到過賈夢瑋的散文，但因為那時的注意力并不在散文方面，也就沒有太存心和留意。加之多年來，夢瑋在“人設”上一直以一名編輯而自詡和自律，所以每次見面，除了“王顧左右而言他”，文學聚會上聊些閑雜酒事，很少談及他的散文寫作。倒是他每每給我些鼓勵督促，讓我受益良多。此番終于有機會重讀他的幾本作品，尤其是舊作《紅顏》和新作《往日情感》，很受震動，覺得不止愧對夢瑋本人，也著實汗顏于自己多年的這個作為專業讀者的“批評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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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說說重讀《紅顏》的感覺。此書原版于1998年，若按寫作時間，如今時光已過去差不多30年矣，是純屬“少作”——那時夢瑋還不到30歲。30歲對于某些天才詩人來說，可能寫作生涯早已完結，如李賀、雪萊、蘭波、海子，但對于一個當代的讀書人，一個以散文為志業的寫作者來說，還是十分年輕的。因為散文這種文體，確乎需要更長時間的準備，在學識修為、胸襟和理解力上，沒有充足的蘊藉儲備，是寫不成散文的。但我今讀此書，卻絲毫也沒有看出一個年輕寫作者的稚嫩，讀出的反而是百感交集與滄海桑田，是“行行重行行”的歷史穿越感，無邊又無際的歷史“淹留”感。他在那個年紀對于典籍的閱讀、材料的搜集，對于歷史的考據和人物的追根究底，就已經達到了令人欽敬和驚訝的地步。

我不確定，從寫作現象上說，《紅顏》是否可以列入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盛行的“文化散文”的范疇，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不愿意將之混同來看，因為某些原因，文化散文的說法和概念多少有些“毀譽參半”的意思。但假使我們不考慮這些，夢瑋的作品恰好是一個十足正向的例子。所謂文化散文，無非是說散文的寫作從情感領域、從“狀物抒情”的老套路，轉向了對于歷史與文化的廣泛思考，這與20世紀80年代詩歌與小說寫作的轉向其實是完全一致的，不過是因為文類的緣故，散文可能在上述思潮的變化中，反應略顯“遲滯”了一點而已。而實際上，“文化散文”不過是對詩歌、小說和戲劇等文類中“尋根”與“歷史情結”的一種追趕和持平罷了。夢瑋的“紅顏挽歌”恰好構成了一個文化思考的領域，一個可觀的主題系列。他用了這個年代剛剛植入國內學界不久的“文化批評”與“性別理論”，對男權社會主導下的歷史觀、性別觀、社會觀、倫理觀、情感觀，對其所造就的病態的和悲劇的文化后果，一發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分析和批判。

這是非常值得慶幸的，夢瑋的散文寫作從一開始就進入了文化反思的前沿，也加入到當代文學的寫作潮流之中，而不是散兵游勇的閑情偶寄。就像是一場“攻堅的陣地戰”，而不是四處游走的“游擊戰”，恰好避免了從針頭線腦和細枝末葉入手的、那類風花雪月與抒情套路的寫作，而且某種意義上也奠定了夢瑋在“文化散文”中擁有一席之地的資格。

顯然，“文化抱負”是20世紀90年代散文變革的首要引擎，而夢瑋所選擇的是一座充滿巨大潛能的文化富礦。作為一個傳統的男權社會，中國古代的宮廷皇權正是男權的集中而極致的體現，它造就了太多女性的悲劇傳奇。發掘和重述這些故事，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傳統皇權與男權的一次重審和批判。而且，“文化散文”也并不意味著就是堆砌材料的觀念化寫作，夢瑋對于大量歷史素材的處理，是非常精細和認真的“正史的辯述”，而非道聽途說的野史傳聞。更更關鍵的，他是懷著一顆正大、感奮和悲憫的心來敘說這一切的。正如劉勰所說之“道心惟微”，夢瑋是憑著一顆微妙的、洞幽燭微的“道心”和“仁心”，來“符采復隱”，返回歷史真相，探尋其中生命與善惡的幽微，來激揚蕩滌，賦予這些人物與事件以意義，以做到“林籟結響”和“泉石激韻”的。這和有些所謂的文化散文一味追求知識的鋪陳、信息的堆砌，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謂仁心與道心，翻為現代人的話語，其實便是“人文精神”。沒有人文精神的歷史散文和文化寫作，說到底都是沒有靈魂的寫作。正如丁帆先生在序言中所稱贊的，“每每在傾注其血淚的抒情筆端，痛陳三千多年來的歷史偏見時所表現出的思想張力和藝術激情”，始終將讀者的思緒“引領到對社會現實的更深思考之中”，而這正是此書隱藏于藝術表現之下豐厚的“人文魅力”。這些評價如今讀來仍然覺得十分中肯。一部《紅顏》，其人文精神的魅力，在我的理解中，一是來源于他對男權文化的深刻反思與批判，對女性所遭受的壓抑與污蔑的深切同情；二是基于此種立場的歷史重述，對許多重大事件或重要時刻的走向背后之動因的深入肌理的分析；三是在對人物命運的解讀中，融入了更多深入個體處境與人性深處的體察和剖析。僅以《“禍水”之“水”》一篇為例，他關于中國傳統社會中“紅顏禍水”的說法，就做了一個完整系統的梳理，其分析之精彩精湛，可謂是一個簡版的“華夏女禍史”：

“女禍”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涵蓋整個社會，狹義的專指宮廷女性。狹義的“禍水”之“禍”主要是指女人發揮其特點和優勢將一國之尊的皇帝媚倒，媚主為虐，使國生禍。當一個具有“禍水”性質的女人進入宮廷，她的危害會通過君主危及宮廷的前殿，國家的政權，甚至亡國。夏、商、周亡于其手，兩漢屢受其害，兩晉引起了“八王之亂”，唐時“女禍”與“宦官之禍”“藩鎮之禍”并列為三大禍，清朝后期因此蒙受了四十年的黑暗，甚至導致了兩千多年皇權專制政體的最后滅亡。

這幾乎就是中國傳統歷史敘事的一個別樣縮寫了。而這樣一部“女性禍亂史”，實則是男權社會“嫁禍”與“委罪”的歷史。作者鞭辟入里地分析道，“即使要說這三個女人‘禍國’，那也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對于她們的祖國來說，她們恰恰是救國的。為了她們的‘祖國’，三個女人都做了‘美人計’的工具”。妹喜、妲己、褒姒，這上古歷史中堪為“三甲”的著名紅顏的命運，可以說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她們各自被其國君作為賄賂強人的禮物，拿去進獻給夏桀、紂王、周幽王三個末世暴君，表面看來，確乎是她們的“千金一笑”或“助紂為虐”催化了這幾個朝代的覆亡，但在作者觀之，她們卻是真正的歷史替罪羊，這是傳統男權社會的無恥之處。

接下來夢瑋的筆觸，便已觸及以往歷史中從未被觸及的個體心靈世界了——柯林武德說，“一切關于心靈的知識都是歷史的”，這話反過來說也同樣適用，“一切關于歷史的知識都是心靈的”。夢瑋說：“三個女人心中的酸甜苦辣，我們現在是很難體會了。對她們的各種‘禍’我也不感興趣，況且人們也已經說得夠多了。我倒是想：‘禍水’何以禍國，又如何禍國？”什么是人文主義？這就是人文主義，這是個體生命的體恤，是歷史處境中人的心靈的感知，是靈魂的追問。歷朝歷代人們皆是盲目地信奉著這樣的說辭，從沒有人懷疑過她們“傾國傾城”的害處，但歸根結底這是她們的命運，而不是她們的罪過。他接著引述了魯迅的說法：“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段直抵骨髓的話，幫作者說出了結論，“女禍論”不過就是男權主義的脫罪術而已。“試想，如果歷代皇帝都是女性，讓男人們圍著女皇帝爭風吃醋，情形會是怎樣？”那一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中國古代的男人中如果還有一個“例外”的話，那么就是賈寶玉了——當然也是曹雪芹，唯有他說過，“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所以末了，夢瑋將問題又推給了當代人，比之這位傳統社會中最孱弱、最無所作為，卻也最脫俗的男人，我們又有多少進步呢？

顯然，《“禍水”之“水”》一篇也許并非《紅顏》中最精彩的，卻是最集中體現夢瑋思想和筆法的一篇。在《此情脈脈——說宮怨》和《紅顏猙獰——說宮妒》等篇章中，他用更細膩的筆致，抒發了對于女性命運的同情，同時也以更深入的視野，剖析出了人性中的諸種弱點，甚至黑暗。尤其后者中，他列舉了《春秋》《禮記》《史記》《漢書》《明史》中的大量例證，寫出了后宮之中女性因妒忌所導致的自相殘害的形形色色的悲劇，尤其是呂雉整戚夫人為“人彘”、南宋光宗皇后李鳳娘斷宮女“素手”的例子，可謂令人發指。這類悲劇，雖然也同樣出于男權社會的壓力與毒害，但即便是被扭曲與被壓迫的她們，其人性中所激發的惡，也同樣令人迷惑和發人深思。

總體上，《紅顏》中所實現的人性的深度剖析，還有在史料上的精細功夫，都是同類寫作中罕有的例證。這部作品中的好處實在太多，筆者所列，實屬掛一漏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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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說說《往日情感》。這部散文集中好像都未標出單篇的寫作或發表時間，所以不太容易判斷它們與當代文學場域之間的微妙關聯。但某種程度上，它們可能更準確和全面地反映了夢瑋散文寫作的領域與樣貌，是他的“生活感懷”“山川游歷”“精神緬想”和“文化懷舊”的集合，也幾乎覆蓋了古往今來散文寫作的全部類型。而且從中也可以斷定，它們與作者個人的生活際遇有更為密切的聯系。

顯然，此集篇幅雖近似《紅顏》，但內容卻讓人感覺更為寬闊和駁雜，讀之有目不暇接之感。這也是夢瑋的一大特點——其作品的體量并非是最大的，但讀之給人的感覺卻特別渾厚和巨大，這是頗為令人吃驚的。它表明了夢瑋思考的寬度，其寫作的實際容量和有效性是超越常人的。我粗略統計了一下，其中有屬懷古的，如《臥龍崗上的理想》《在花洲書院想念范仲淹》《文人傳統——從王鏊到柳亞子》等篇；有來自生活的感念的，如《地鐵上也有生離死別》《酒之道：器與人》《往日情感》諸篇；有關乎山河游歷與紀行的，如《此岸》《植物志》《寧夏的顏色》《去海南》《華山的花樣年華》等；有純然是童年記憶，或日常生活記錄的，從《布鞋》《詩的處罰》一直到《丟失在夢中的她》諸篇，均屬此類；另外還有一些不好定位，似乎是一些當代性的文化話題，如《知識分子的表情》《我在這兒呀！》《鄉村的表情》《藝術法則》等。總之，夢瑋此書中的文字，幾乎可以說雜取了古今上下與世情內外，幾乎無所不包。但非常奇怪，它們又完全可以和諧地聚攏在一起，彼此相接相洽相依相生，如同一片枝葉婆娑葳蕤繁茂的叢林，生氣勃勃地搖曳著、生長著，讓人感到有撲面的新鮮與醉人的氣息。

也正因為如此，這部作品集也是尤難說清楚的。首先一個強烈的感覺，是它與前者一脈相承的人文精神。我看到，作者無論是談諸葛亮、蘇東坡、范仲淹還是王鏊與柳亞子，一以貫之的依然是對古往今來讀書人之人格處境、生命修為的尋訪與思索，這里沒有唯道德論的說教，也沒有“成功學”意義上的評說，有的是對于人物設身處地的精神與信念的透視，對其文化人格襟懷境界的剖析。平心而論，這幾篇都屬于此集中的力作，顯現了夢瑋從容駕馭的視野氣度、爛熟于心的讀史功夫。以臥龍崗上憑吊諸葛亮一篇為例，照理說，此篇要想說透是很難的，因為這一人物的復雜性，其“出入于儒道”“由道轉儒”“儒道互補”的性格經歷，是被歷史上眾多的評價所投射，被傳統文化的多面性所濡染，也被《三國演義》“深度塑造”過的，要想去偽存真，說清說透是非常難的，但夢瑋做到了，他的分析堪稱客觀冷靜、清晰可辨、絲絲入扣。至少在我原來所種下的那種“近乎妖”的看法，是得到了深層糾正的。

當然，最為精彩和飽含抒情意味的一篇，可能還是《在花洲書院想念范仲淹》，此文開篇居然用了“范公，我真的想念你”這樣的句子，一下將本來的第三人稱轉換為第一人稱，這就將文章的氣息一下凝聚到了一種“隔空對話”的抒情境地，也讓文章的難度推向了如臨深淵的險地。本以為以夢瑋的才情，他可能更喜歡李杜與東坡之類的人物——在《去海南》等篇中他確乎也多曾提及東坡，但讀完追念范公一篇，才忽然意識到，范仲淹這樣的“文武雙全”、既可“下筆千言”又能“知兵善戰”的人物，才是真正屬于夢瑋的“偶像”，他性格中的分外鮮明的“剛”與“柔”的兩面，在范仲淹這里是真正獲得了反照的鏡像。這便是穿越古今的惺惺相惜了，雖然夢瑋命中并沒有那樣的機緣，成為叱咤疆場的英雄，但以我多年的了解，他性格中確乎也有一個“俠骨”與“柔腸”交結、“英雄”與“兒女”合一的自我想象，哪怕是藏于無意識之中，我們也依然可以從他對范公的理解中看出一點端倪。他從《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和《蘇幕遮·懷舊》兩首詞中，就完美地解讀出了“兩個范仲淹”，也照見了夢瑋的兩個自己。對前一首，他的評價可謂“深美閎約”（王國維語），謂之“氣象闊大，沒有自哀自憐”；對于后者，他的評點是“雖是艷情，但有開闊的時代背景，婉麗而深情，艷而不小，麗而不弱”。不可謂不精當。

以上分析難免過于粗糲，難于盡顯其美。我想說，夢瑋散文的力道和功夫，還是在這些古今人物的評說上，更能夠見出高低。他總能夠發人之所未發，見人之所未見。同時，從這些人物的闡解之上，也更能映照出夢瑋個人的胸襟性情，所以不免更偏愛之。

開篇的《地鐵上也有生離死別》一文，稱得上是一篇杰作，這種感覺緣何而來，是因為我感到它是在無字之處寫下了妙文，在幾乎不可寫之地盡顯揮灑自如。日常經驗如何書寫，如何將看似無意義的瑣屑經歷升華為生命奧義的探查，將人人盡可以忘卻的細碎之事放大為一種精神倫理的詮解，這篇是一個例子。而且更進一步說，它還是一篇探究“無意識世界”的文章，如果說散文也會有所謂“現代性”的話，那么這篇“地鐵紀事”可謂如同龐德的《地鐵車站》一樣，會具有某種標志性的意義。它寫出了這一現代性的交通工具中人的特有經驗，那種“人貼人”的尷尬，那一刻難以言喻的肉身記憶，寫出了“現代與都市中人的生存的異化”。

記得多年前讀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時，有類似的場景，但那是小說，所寫的情景更為戲劇性，一位在擁擠的地鐵中的少年，因為變態心理的驅使，鬼使神差地將下體抵靠在一位容貌丑陋的女性身上，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了爆裂的一幕。面對他的無恥行徑，眾人皆給予了譴責和鄙夷，而小說中的主人公“J”和“老頭”，卻在此種情境下出手相救，他們的心理非常復雜，可能多半有對犯罪者的憐憫，因為他們自己在生活中也有非常不堪的性需求與行為。類似的場景在我們青年時代也有所聽聞，但絕對不會有這般處置，千篇一律的場景一定是眾人的拳打腳踢和詛咒唾罵。而夢瑋之所以敢于以散文的形式，觸及這“地鐵中的肉身處境”的素材，確乎顯示了過人的勇氣和十足的定力，因為散文是很難通過虛構的故事來予以表現的。

夢瑋的分析可謂冷靜得出奇：“人貼人，由此就有了趁機扒竊，還有占女人的便宜，揩油。這里有太多身心的隱秘。但至少理論上是：揩油的可能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男性也可以被揩。只是因為男性的生理特征，更難自我控制，更容易被發現和檢舉。不可否認，有些時候男人是有苦說不出，難堪，而且無法辯解。”接下來他借用了他人的對話，來參與分析這些隱秘與尷尬中的事理，并概括道：

對于這種被動的性反應和必須的極大的身心克制，我只能抱以同情。夏天的地鐵，這樣的“難受”，女人的難受和男人的難受每天都在發生。地鐵制造了讓人尷尬的距離。如果不是在地鐵，而是在廣場等相對寬松的地方，陌生男女貼那么近，那肯定是耍流氓了。人在地鐵，緊貼別人，被別人緊貼，失去了對身體的有效控制。

空間意義上的人道主義乃是：給情侶以私密空間……讓不該靠得太近的男女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也是一種不人道。

這些筆墨看似云淡風輕，實則重于千鈞，如迷亂之巨石陣、地雷陣。本屬于只能在小說中隱晦觸及的話題，在夢瑋是用了“述理”的方式進行正面的分析辯駁。沒有他那樣清晰的頭腦、堅強的神經、細膩入微的情感邏輯，如何能夠完美穿越。我甚至想，如果夢瑋有一批類似《地鐵上也有生離死別》的文章，他可能都會成為一個“劃時代的散文家”。這樣的作品實在是不可多得的。

《往日情感》中還有很多回首童年往事、讀書漫筆，或評說時事的篇章，這與我自己過往的類似文字頗有點相似。但實在說，我沒有夢瑋寫得好，也沒有他那樣敢于“自曝”的勇氣。這些文字相形之下我還是更喜歡那些具有心理深度的部分，如《往日情感》和《丟失在夢中的她》等，它們涉及少年成長中的心理與情感秘密，我以為是更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不是從“情感”而是從“經驗”的意義上，而這正是它們的生命力和意義所在。

當然，最后一輯中的紀行散文也同樣精彩，因為夢瑋的旁征博引，這些作品也具有了濃厚的“文化散文”的意味，與前面那些以憑吊和懷人為主的“歷史散文”、記錄生活回憶成長的“生活散文”之間，構成了交互映襯和互為滲透的關系，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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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夢瑋的散文是一種非常愉快的體驗。無論寫到什么，最重要的是觀點上的接近與毫無違和感。其中除了個人之間的意氣相投，更重要的還在于夢瑋對于“代際經驗”的深切理解與把握。和小說詩歌等文體一樣，最好的寫作一定是對于“同時代人”的經驗與情感的提煉與領悟。在這一點上，雖然夢瑋的年紀是居于60后的末尾，但相信他確乎是真正把準了這代人的經歷和經驗，寫出了他們共同的記憶與情感。

若要談散文的筆法，我想我只能用“豐富”和“老練”來形容之。言其老練，是說他以少小年紀寫出了異常成熟的作品，辯述歷史，解析人物，評判千秋功罪，都可謂從容不迫直取要害；言其豐富，則是說他的筆致變化多端，文氣千回百轉，描述人物之立體，對于不同的故事人物、細節場景，都施以不同風格的筆墨，或詼諧，或抒情，或溫婉，或冷硬，生成了一波三折的敘述節奏與回腸蕩氣的滔滔語勢。可謂令人目不暇接。《紅顏》中，他用了很少的筆墨，就復活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像昭君、虞姬、呂雉、甄妃，還有晉惠帝“丑陋的皇后”賈南風，等等，這些人物有的在歷史上已有濃墨重彩的描繪，有的則是一鱗半爪，但在夢瑋的筆下，她們都有了同樣鮮活的面目。所以歸根結底，是基于搜尋史料和還原歷史場景的出眾功夫，還有設身處地和洞幽燭微的闡釋能力。

這些能力從哪里來？顯然不是僅靠“知識”，甚至也不是靠“歷史的理解力”或“文化的闡釋力”，這些固然重要，但是還不夠，必須還要有一顆“仁心”，一顆敏感而干凈、悲憫而仁慈的心，方能夠寫出這樣的文字。而我所訝異的是，夢瑋在寫作《紅顏》時，似乎還在求學之時，甚至還遠沒有戀愛成家，他是如何以一個“婚姻經驗的素人”，而如此深諳傳統社會關系中的女性情感與命運的，他如何能夠以一個年輕的肉身，寫下那如許滄桑故事的，確乎是一個謎。

本來還想“知人論世”，說說與夢瑋多年的交集交往，但拉雜寫來，文字篇幅已滿，我須要盡快收筆。我想說，風花雪月與生命遭際中的悲歡離合也都很重要，對于散文來說，那些感慨和經歷都必不可少；但對一個有著更大抱負的寫作者來說，他最關注的還是現實的世道人心。所以元白所說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還是有效的，永不會過時的。從夢瑋的文字中，我其實讀到的，還是他對于歷史正義的關切，對于苦難命運的悲憫，對于現世人心的洞察，這些才是夢瑋所心心念念和孜孜以求的。歸根結底他的歷史筆法與文化散文中，現實和歷史是處在一種互為鏡像、互為因果、互為依存和“雙向奔赴”的關系之中，這才是其意義和力量的關鍵所在。

在《知識分子的表情》一文中，夢瑋曾寫到一件事，即在《鐘山》創刊30周年之際，他曾主導一場活動，“邀請十多位青年人文學者行走江南，討論江南的當下處境，以及作家與知識分子問題”，我曾是那場活動的參與者之一。記得盛夏時節，我們一行人在房間中幾乎是通宵達旦，書生意氣地討論各種有關無關的問題，雖屬紙上談兵，話題往往南轅北轍不知所終，但那時畢竟還有些書生意氣、激揚文字的意思，甚至還有自我批判的勇氣。夢瑋寫道：

那天晚上到了德清，就住在莫干山山頂的民國別墅里。烏云密布，天公雖不作美，但并不影響我們討論。仍然是知識分子話題，批評一些知識者為了世俗利益而奔走，說到激動處，其中一位拿起桌上的一個茶杯蓋扔到地板上，說：“這好比一塊肉骨頭，我們就是一群狗！”我清楚地記得，這句話說完，天空突然響了一個炸雷。

作為親歷者，具體情形我有點記不清了，也不記得是哪位說出了這誅心的一句。但夢瑋的這一筆“炸雷”，無論于當時還是現在，都確乎是一個提醒。這么多年過去，再讀他的文字，確乎是真切地感到了他作為朋友的可貴。確乎夢瑋在應該提醒的地方是不憚于提醒，且不斷予以提醒的。想想我們今日的“知識分子精神”，比之那時又不知該有多少降解與頹圮。念及此，不免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