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個人感受而言，我覺得“騎手”這個詞對我的鼓勵性質是非常大的。在我有限的認知中，“騎手”是有擔當、有責任，或者說走在文學創作前沿的一些人，但是我目前的創作和作品遠遠達不到這個高度。從自己的創作特質角度來說，我覺得自己有兩個方面可以勉強說具有“騎手”的特點與特質。一方面是邊地寫作這一特質，我的作品是以內蒙古的發展現狀為基礎與原型進行創作與思考的。另一方面就是我立足代際視野，將我個人的成長環境以及城市發展、內蒙古發展狀況相結合，既要突出我們九〇后的生長環境與生長歷程，也要突出內蒙古這些年的變化與人文發展。這是我理解或者說是我希望的我身上存在的特質。

在接觸到“騎手”這個概念時，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草原上騎馬的騎手，他馳騁在草原上，跨越了一個又一個草原上起伏的山丘，而騎手本人因為騎馬，會有自然而然的呼吸以及身軀的顛簸，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文學的創作。當創作者自己經歷了創作上的一些困惑，或者生活上的窘境，或者是一些令人困擾的思考，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騎手”要克服困難，才能達到一種理想的創作狀態，才能書寫出一個完整或者是接近完美與滿意的作品。

從我的個人了解和閱讀感受來看，我覺得《草原十二騎手》所體現的青年寫作的代際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一個邊地寫作特質。在很多作家的筆下，內蒙古成為一個文化象征，它很多的符號、元素顯示出了內蒙古獨有的一些文化現象，比如說一些自然寫作，比如說一些傳統民俗之類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寫作特質就是從社會到個人的一個過渡，這個從代際特征上是非常明顯的。比如說七〇后和八〇后的一些作家老師，他會把自己的目光更聚焦于社會群體或者社會心理的剖析上，而一些九〇后、〇〇后的寫作者都會將自己寫作的目光與心理聚焦到個體甚至是自我的身上。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它表現為一種作家經驗或者說寫作者個人感受的來源不同，具體來說就是，我們當下的社會經驗在被賦形時會呈現出兩個方面：一些傳統的七〇后、八〇后作家認為，社會群像的刻畫，甚至是現實主義的一些文學創作，能夠更好地傳遞出作家本人對于世界的一些理解；而一些九〇后、〇〇后作家，他們會以一種更加抽象的、自我經驗的表達，來提出自己對于世界的一些思考。在這個層面，這兩個特質相互融合，也相互區別，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也是非常值得我或者我們所有的寫作者關注與思考的。

我想和《小說月報》的朋友們說：愿文學常在，愿文學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