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九故事》收錄了徐則臣關于“花街”的9篇小說，是一部“主題小說集”。其中，既有《如果大雪封門》這樣的魯獎作品，又有一些相較而言“聲名不顯”的小說，但它們都共享著花街這一敘事空間和部分人物，這一特點使整部小說集結構精巧，在篇目選擇上就與某些隨意拼湊的小說集拉開了差距。

其中的不少作品，都有一個第一人稱敘事主人公“我”，這些故事在“我”的耳聽目睹下發生，保持著一個位置合適且有調節余裕的敘事角度，在將每個故事緩緩道出的同時，也給小說增加了旁逸斜出的空間，衍生出與“我”相關的諸多細節。而這些如枝蔓般野蠻生長的細節，恰恰就是徐則臣作品的有趣之處——讀他的小說，讀者即便預知了結局，卻還是會被過程中的枝枝杈杈吸引。從起點通向終點，中間有無數條可能的路徑，而徐則臣往往能設計出一條條彎彎繞繞的路線，像一個經驗豐富的領航員，帶領讀者們完成這場驚險而又富有魅力的文學漂移。

在這9個故事中，“花街”無疑是一個關鍵詞，而隱藏在“花街”背后的，則是一個個小人物的苦澀與堅守，是一個個理想的膨脹與幻滅，也是一個個命運悲劇的循環與往復。

“小人物”的苦澀與堅守

作家筆下的“小人物”幾乎可以串聯成一條人物序列。在《如果大雪封門》中，他用儉省的文字和幽默的語言，刻畫出幾個北漂青年的日常生活。小說中的幾個人物背井離鄉來到北京，要么以“貼小廣告”為生，要么以放鴿子為業，恰如魯迅所言的“走異路，逃異地”。在此，徐則臣細膩而深刻地展現了他們在都市中感受到的綿綿不絕的孤獨，一針見血地描寫出這些漂泊者在高樓大廈中穿行時的暈眩與迷惘：“穿行在遠處那些樓群叢林里時，我感覺像走在老家的運河里，一個猛子扎下去，不露頭，踩著水暈暈乎乎往前走。”主人公慧聰從小向往北京，也期待著見到“大雪封門”的景象，還不管不顧地在高考時寫下了“如果大雪封門”這樣的作文標題。在故事的最后，慧聰終于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大雪封門”的景象，而幸存的鴿子的數量也還“勉強可以交給他叔叔”，讓他獲得了繼續留在北京的希望。在這里，作家似乎是有意為小說設置了一個“光明的尾巴”，給了慧聰等人繼續如野草般頑強生長的動力。

如果說《如果大雪封門》講述的是從花街走出的小鎮青年們在北京的漂泊沉浮，那么《人間煙火》《大水》等幾篇則是直接聚焦于花街上各色人等的苦樂人生。在《人間煙火》中，我們看到了蘇繡和陳洗河那跌宕而又凄苦的一生，在歷經千帆之后，“他們再次沉默，兩顆白頭在花街上低下去，再低下去。他們的內心無人知曉”。在花街上，生老病死意味著傳承與接續，卻也代表著宿命的回環往復，蘇、陳二人的養女招娣年紀輕輕就意外懷孕，似乎就是在延續著蘇繡早年的命運。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蘇繡說話的時候頭發雪白，面目平靜，仿佛幾十年的光陰從未經過，是一睜眼就到了今天。”人生路上的跌跌撞撞與痛徹心扉，都化為幾縷白發隨風飄散，只剩下豆腐坊中的人間煙火，而生命中的一切大喜大悲也隨河水一同流逝，只剩下不悲不喜和淡然以對。

到了《失聲》，作者僅憑語言和動作描寫，就能在三言兩語間把幾個人物的性格刻畫得惟妙惟肖：輕佻痞氣的瘸腿三旺，耿直護妻的屠夫馮大力，執拗堅強的姚丹……在大力坐牢后，姚丹不愿委身于“我”父母的飯店，最終淪為掛燈籠的暗娼，冥冥中應了瘸腿三旺死前的讖言。姚丹的生活在大喜與大悲、哭喊與失聲之間搖擺，形成了耐人尋味的敘事張力。每當姚丹的生活走向正軌，就往往會迎來轉折，而讀者們的情緒也隨著這些波折而起伏變化，進而通過姚丹這一個例窺得萬千普通人在面臨選擇時的歧路彷徨。而在《大水》里，小人物的生活之苦得到了更為深刻的展現。沉禾的妻子靠“賣肉”來換肉，而沉禾也在屠夫年七的壓迫下無可奈何，讓人不由想到沈從文筆下的《丈夫》。但比起沈從文小說中的那種化悲憤為平淡、化特異為日常，徐則臣的小說更顯出奇詭、隱秘，將大量的信息隱藏在龐大的敘事冰山之下，供人無限遐想。

理想的膨脹與幻滅

除了將目光對準“小人物”的生活窘境，作家還注意到了他們深埋心底的理想，以及這些理想在現實傾軋下的幻滅。在《如果大雪封門》中，“大雪封門”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狀態，是承載著“我”、慧聰、寶來等北漂們生活理想的一個象征物，而鴿子這一意象也為整篇小說營造了一種幻滅的理想化氛圍。在“大雪封門”之后，主人公們依舊要面對苦澀、枯燥的生活：寶來已經被打成了傻子，慧聰還要繼續喂鴿子，“我”、行健和米籮則要繼續那似乎永無出頭之日的“貼廣告”工作……大雪作為人們理想的象征物，在結尾處把整個故事推向了高潮，但落潮之后的那些難為外人道的辛酸，也同樣被大雪封門的盛況所短暫掩蓋。

像這樣對理想與現實的關系進行探討的作品，在《花街九故事》中不占少數。在《傘兵與賣油郎》中，“我”的童年玩伴范小兵狂熱地追逐著自己做傘兵的夢想，卻在父親這個退伍英雄的規訓下，無奈接受了成為一個“賣油郎”的現實。在這個意義上，執著于做傘兵的范小兵，何嘗又不是另一個對“大雪封門”孜孜以求的慧聰？毋寧說，范小兵和慧聰就是每一個平凡卻又心懷夢想的普通人。到了《蒼聲》中，“理想與現實”的對比則讓人心驚膽戰，不忍卒讀。在此，徐則臣使花街上的“藏污納垢”得到更為赤裸、粗糲的顯現。從吳天野對何校長的壓迫，到大米等孩子對傻姑娘韭菜的施暴，作家借“我”的視角直面花街上的人性之惡，讓“我”在親歷一系列苦難與罪惡后，擁有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蒼聲”，卻發現這不但不值得炫耀，反而象征著屈辱與丑惡。在這里，作家沒有刻意地設計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尾，而是帶著讀者們直面人性最深處的陰狠與丑陋，以現實的不堪凸顯了理想的虛無。

按序讀完這些作品，我們會發現徐則臣對于“花街”這一敘事空間的建構也逐漸趨于完善。在《花街》《失聲》等作品中，作家以大段文字鋪排花街地理環境與人文特征：青磚灰瓦的院子，古樸瘦高的門樓，鱗次櫛比的店鋪，清涼幽暗的石板路，以及掛滿燈籠、令人迷醉的街道……而在到了《大水》，作者才不疾不徐地說出“花街”的由來：“這些掛燈籠的女人多半是從運河上游漂流下來的，在石碼頭下了船，就不打算走了。”在這個精心構筑的敘事場域中，作家信手拈來地講述著一個個故事——它們有關花街，也有關每一個在生活之海中漂泊的普通人。在這個意義上，讀完這些故事，我們不僅了解了花街這一“徐則臣的紙上故鄉”，也在每個人物的掙扎與執著中，看到了鏡子里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