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玨的短篇小說《同框》是一部以復仇為敘事驅動力的家庭倫理小說，既延續了其一貫冷峻克制的筆調和懸念叢生的情節構造，又體現出他對“創傷書寫”進行新的試驗的傾向。他的“創傷書寫”不僅關注創傷事件本身，更著眼于個體經歷創傷后的應激反應和恢復過程，即所謂“后創傷”生存狀態，傳達著深刻的倫理訴求。一場意外，如同一場漫長的低燒，漸漸瓦解、摧毀并重塑著一個中產家庭的生態，燒干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溫情。嚴加英和羅宏億的婚姻在羅湖離世的那一刻便已分崩離析，卻被仇恨、愧疚與不甘維系了五年。在太平洋兩岸的時差里，在高檔住宅區大華紫郡的靜謐中，在豐田酷路澤魁梧的陰影下，他們因共同背負的傷痛而相持相生，又因迥異的前路而相背相怨，形成一種畸形卻牢固的“同框”關系，像兩株被狂風摧殘后相互纏繞的枯木，彼此依靠又彼此消耗。

小說中作為關鍵信物出現的兩份文件——嚴加英的駕駛證和羅宏億的離婚協議書，標榜著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選擇和精神姿態。嚴加英冷硬的表象之下，潛藏著熊熊燃燒了五年的偏執與瘋狂，她報名十天拿證速成班，為的是在女婿朱皓出獄的那一天猛踩油門，執行她心中那份尚未兌現的“死刑判決”。而作為鴻億集團的老總，羅宏億用一份離婚協議書進行了近乎殘忍的“切割”，他權衡利弊、及時止損，試圖讓生活回歸“正常”的秩序軌道。這對貌合神離的夫妻，一個“過不去”，一個“必須過去”。

嚴加英的“過不去”充滿了悲劇性的崇高色彩。她帶著破釜沉舟的勇氣和自我獻祭的決心，甘愿成為女兒在人間的紀念碑。當所有人都試圖讓生活“向前走”的時候，她選擇站在原地，將仇恨鍛造成支撐自己活下去的支柱；在苦難的風暴來臨之際，嚴加英以其單薄的背影，義無反顧地站在了羅宏億和羅布的身前，去抵擋，去承受，去用力地恨，讓父子二人得以喘息一瞬。心理學家朱迪斯·赫爾曼曾說過：“心理創傷的痛苦源于無力感。”在蓮花山公墓那場慟哭中，嚴加英道出了她的無奈和恐懼：“我和他兩個，總得有一個過不去的吧？不然就把羅湖一個人留在那里了……”羅湖葬身車輪，兇手即將出獄，一切都將被抹平和重置，除了被死亡留下的羅湖和被困在過去的嚴加英，所有人都站上了新的起點。嚴加英無力推翻司法的判決，也無力阻止時間的流逝，為了不讓女兒的死亡失去重量和意義，她的踽踽獨行成為一種悲壯的抵抗，抵抗世界對羅湖的遺忘，抵抗時間對悲劇的侵蝕，抵抗所有試圖讓她“放下”的聲音，以自己的余生為祭品，去換取逝者在人間最后的權重。

羅宏億既是這場悲劇的受害者，同時又是幸存者。復雜的社會身份，讓他“不得已”選擇了“讓過去過去”的實用主義道路，因為他不只是羅湖的父親，還是管理著一個集團的“羅總”。女兒的悲劇于他，在情感的重創之余，還有對既有社會關系和現實秩序的破壞，他來不及悲傷，甚至急于逃離滿目瘡痍的家庭和隨時可能玉石俱焚的嚴加英，選擇律師、接受判決、遞出離婚協議書，以幾乎刻薄的理性與過去“割席”。然而，他的翻篇與原諒、妥協與退讓的背后，卻掩埋著一個難以啟齒的秘密。在婚紗照影樓親眼目睹女兒被施暴的畫面，羅宏億卻選擇了沉默與回避，或許出于對既定婚姻與商業聯盟的維護，或許出于對“家丑不可外揚”的體面的屈從，總之，這一沉默成了他余生沉重的道德債務。如果說嚴加英是將自己鎖閉在仇恨中的囚徒，那么羅宏億又何嘗不是被社會角色和現實利益層層捆綁的囚徒？其實，他的內心從未“過去”，他在悔恨與罪孽中輾轉，卻又不敢打破現狀岌岌可危的平衡。于是，在遲來的坦白中，羅宏億承認：“我希望她真的能開車撞上去……我知道我干不成，但是她可以替我干。只有她可以。”

羅宏億與嚴加英分別站在仇恨的臺前幕后，看似背道而馳，實則被同一個創傷捆綁，形成一種深刻的互補與共生關系。不被燒死最好的辦法，是活在火中。因此，嚴加英五年如一日，在仇恨里站立，又在仇恨里坍塌，心無旁騖、全力以赴，她痛恨羅宏億把她一個人扔在這團火中。但在這極具破壞力的情感之下，她又需要一處小小的空間容自己在撐不住時后退一步，免于在一次次灼傷與消耗中被燃盡。羅宏億就是這一步之遙的退路。比起嚴加英“自燃”式的生活方式，羅宏億像是活在水中，他沉靜、克制，卻又在無數個時刻被如潮水般蔓延的愧疚深深吞沒，在這漫無邊際、看不到頭的悲哀的窒息中，他也需要一只手時不時能將他從深潭中拽出來，替他發泄、替他承擔、替他“贖罪”，讓他能“透一口氣”。是嚴加英向他伸出了這樣一只手。所以，無論怎樣貌合神離，這份隱秘的彼此需要始終將他們牽引在一起，像兩顆在巨大的引力與斥力之間徘徊的原子，從“我們”碎裂成“我”和“你”，又最終回到“我們”。情感與利益就這樣互相膠著著、撕咬著、糾纏著，化作一張“同框”的相片。

淋巴瘤的突然降臨，像一場遲來的慈悲，為那輛即將沖向毀滅的快車按下了暫停鍵，也讓這個支離破碎的家庭找到了某種微弱的聚合力。“疾病-死亡”是王玉玨小說中一以貫之的敘事肌理，他將此作為窺探人性的窗口，讓人物在生死的考驗中重新審視自己的內心。王玉玨的另一部復仇主題小說《夜奔》也巧妙運用了“疾病-死亡”敘事框架，但在《夜奔》中，病痛不是擱置復仇進程的阻力，而是驅使人物“破罐子破摔”的推動力，老馬被診斷出脈絡膜黑色素瘤，便決心一腳油門與背叛自己的前妻兩口子同歸于盡，并放話“謝謝這爛命一條”。但最后，不管是嚴加英還是老馬，都沒能踩下那象征著毀滅的油門。老馬失去一切，卻沒有失去愛人愛己的能力，他與李園的相互依偎成為照亮至暗生命的一道微光；嚴加英也是一樣，病痛讓她那根緊繃了五年的、殺意盎然的弦出現了細微的松動，對逝者的思念和對生者的牽掛、對生命的不舍與尊重，始終拯救著、托舉著她。“疾病-死亡”敘事如同一面鏡子，生命的脆弱、存在的意義、社會的區隔、人心的冷暖，還有世間所有的心結、怨氣、糾葛、牽掛，都在它面前展露無遺，讓讀者于恨的盡頭窺見愛的底色，于破碎的關系中觸摸到倫理的復歸與人性的溫度。

王玉玨筆力老道，敢于直面創傷背后那些不堪或沉重的生命景觀。他巧妙地選取身處多倫多的羅布作為小說的主要敘事視角，提供了一種必要的敘事距離。羅布是這場家庭風暴中的緩沖帶，既是故事的參與者，又是清醒的旁觀者，他在大洋兩岸、父母兩極之間斡旋和調停，試圖尋找一條“過得去”的出路。王玉玨別有深意地借助羅布的一雙“冷眼”，瞥見這個家庭分而不離、離而不斷的糾葛，他沒有直接走入漩渦中心的人物內心，而是給了他們自知、自省甚至自毀的空間。

小說懸而未決的結尾也耐人尋味，正如王玉玨在創作談中所說“他們什么都沒干，卻把什么都干了”，復仇計劃被迫擱置，離婚事宜也隨之延后，留下的只有一張倉促拍下的照片和一段前往多倫多的旅程，但就在這種“不圓滿”之上，他們達成了一種如履薄冰的所謂“和解”。王玉玨善于設置“沒有結局的結局”，將自己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導向藏匿于不確定性之中，通過“不介入”的方式勘探生活暗面的本真質地，為讀者留下充足的審美想象空間，引導人們去思考“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究竟應當何去何從，小說由此生成非同尋常的意蘊空間和藝術張力。正如韋勒克所說：“要講述一個故事，必須注意事件的發生過程，而不能僅僅著眼于它的結局……盡管這一過程終要走向結局。”

小說所講述的，不是一個關于復仇的故事，而是一個關于創傷如何定義人、又如何被人以不同方式承載的故事，是一次對家庭完整性的艱難追尋和對人性韌性的深刻叩問。創傷具有潛伏性、延宕性和生產性的特點，它不僅存在于傷痛發生的那一時一刻，還存在于持續在場、不斷返回纏繞當事人的過程中，如影隨形。因此，英國文學評論家威爾·塞爾福曾這樣評價：“創傷是看不見的傷口，實質上是受傷的人追尋致傷原因的一種效應。”面對難以言說且一再重復的創傷經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每個人都是幸存者，也是背對背的囚徒。小說中，那張在環湖路上匆匆定格的“同框”照片，成為他們五年來唯一一次真正的交匯，盡管是如此的倉促、如此的不經意，甚至充滿了時日無多的凋零感，但在那30秒的紅燈前，在這場漫長的、關于仇恨與寬恕的長跑中，他們終于在同一個時空坐標里，完成了一次無聲的告別。

《同框》直擊社會倫理、家庭倫理等人倫關系中的情感糾葛與人性秘辛，對人類面對創傷時的普遍生存處境進行了抽絲剝繭的寓言式書寫與哲學觀照，洞幽燭微地描摹了普羅大眾悲喜自渡的生命歷程，又以極高的審美自律營造出一種“廢墟上的詩意”。漂泊與棲息、失去與找回、糾纏與釋懷，王玉玨從不回避生活的殘酷，也從不吝嗇書寫人性的微光。在小說蒼涼的底色上，那份即便扭曲卻依然強烈的聯結——無論是嚴加英以仇恨維系的母愛，羅宏億在坦白中交付的信任，抑或是羅布跨越重洋的歸來與陪伴——穿越浩瀚的歲月煙塵，捱過冰冷的孤獨冬季，橫跨漫長的天人之路，終將抵達那重見的天日，以及重建的天日。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