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近四十年來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諸多變化，晚清文學研究的興起無疑受人矚目。這樣的變化何以產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王德威的大作《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下文簡稱《被壓抑的現代性》）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該書喚起了一種在近代文學研究者心中“長期埋伏卻未被明確揭發的”反思沖動，在此之后不久，“晚清文學”作為一個學術概念開始被廣泛使用。[1]

馬昕對此的表述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點，其有意規避海外漢學研究中常見的“沖擊—回應”式邏輯陷阱，強調研究熱點形成過程中來自本土學界的內生動力。《被壓抑的現代性》并非憑空起意，而是大勢所趨，回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來自全球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正從各自不同的學術語境出發，推展其愈演愈烈的“晚清意識”。不過，如果僅僅將之視作冷戰“地緣”格局影響下分頭并進的“多重緣起”，則又不免忽略了幾路人馬在“學緣”上的相去未遠，尤其是對魯迅、胡適及至阿英的“五四傳統”的繼承、反思與超克。這便引出了第二點，即“晚清文學”概念及其研究之間“相互定義”（mutually defining）的關系，晚清文學研究范式的更新并非基于文獻材料的推陳出新，而是反過來，由于學界種種理論思辨的匯聚，才使得諸多文學作品重獲關注。“晚清文學”所對應的文學實踐固然已告終結，但其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延伸至當下乃至全球的知識場域，經歷“不斷重新/重疊書寫”（rewriting/palimpsest）的過程[2]。

方維規曾指出，“概念史視‘概念’為歷史現實中的經驗與期待、觀點與闡釋模式的聯體。概念是相關概念中的概念，不參照其他概念便無法理解單一概念”[3]。換言之，概念沒有一個先在的、靜態的定義，而是能夠“與時俱進”和“因地制宜”，不斷隨著外部語境的變化繼長增成，概念要在具體的社會和歷史情境中，尤其是在相關概念的網絡中被闡釋。因此，在我們試圖為近年來的“晚清文學研究熱”賦予某種學術史意義之前，首先需要回答：當談論“晚清文學”時，我們在談論些什么？

一

當我們說到“晚清文學”時，一般指的是“晚清（的）文學”，與“晚清（的）社會”“晚清（的）軍事”或“中唐（的）文學”“晚明（的）文學”等表述相對應，是一個可以拆分的復合詞，與朝代相關的時間標志限定了之后具體的知識范疇?！巴砬澹ǖ模┪膶W”作為約定俗成的知識傳遞形式固然有其便利的一面，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卻不免流露出兩方面的不足。首先，“文學”被置于“晚清”的限定之中，成為種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潮流的表征，但反過來，對于“晚清”的界定鮮與“文學”有關，也就是說，“文學”處于全然被動的位置，其論說的空間與方向預先為外部因素所決定。與此同時，以“晚清”修飾“文學”，以與其他朝代的文學并置，是將“文學”視為一成不變的知識范疇，而忽視了“文學”一詞在古代中國的寬泛意涵及其歷史沿革，對于今日通行的“文學”概念而言，其中最為重要的變化——即與英文literature的對接——恰恰是在晚清時期落地生根。

未經檢驗的思維定式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所在多有，在《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中，王德威就曾有意翻轉“中國（的）小說”的內在邏輯，以“小說中國”（narratingChina）宣告敘述與虛構的“反客為主”。[4]顛倒的詞序不是玩弄文字游戲，而是試圖將已經固化的概念表述重新松解，以令其背后的“權力—話語”機制浮出水面。與此類似，本文試圖將“晚清（的）文學”改寫為“晚清(—)文學”，以修正前者固定的領屬關系。通過一個隱蔽的連字符，我希望體現一種更加動態靈活的闡釋角度，即“晚清”與“文學”并非單方面的誰決定誰，而是雙向闡發的關系，“文學”能夠作為理解“晚清”的特殊界面，而“晚清”也能夠成為反思“文學”的有效平臺，更重要的是，“晚清(—)文學”概念并非僅僅詞義的疊加，而是包括了連字符“—”本身，即詞義連接組合的方式與邏輯。

在學術史上，以“晚清”命名的文學著述早已有之，如阿英的《晚清小說史》（1937）和鄭振鐸的《晚清文選》（1937），兩部作品雖于同年問世，卻已然因為所涉文體的不同而顯現出斷代的差異。《晚清文選》從林則徐（1839）選到陳天華（1905），大致對應“晚清七十年”的時間范疇，而《晚清小說史》則將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的發表（1897）和梁啟超《新小說》的創刊（1902）作為標志性事件，以庚子前后作為論述的起點。此時的阿英或許還想象不到，“晚清小說”將在大半個世紀后的文學研究中異軍突起，但他顯然清楚的是，在《晚清文選》的時間范疇內寫作和出版的小說中，有相當一部分并不屬于他所說的“晚清小說”。在這里，“晚清”不再是一個客觀、空洞的時間概念，而是包含了主觀、人為的價值投射。從傳統史學的角度來看，斷代本身就意味著后置的書寫位置，鄭樵批評“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5],就是認為斷代史人為地割裂了歷史本身的連續性。而晚清的“晚”字正是這種后見之明的標志，因為唯有待及革故鼎新，一切塵埃落定，“晚”的邊界才能夠在一種回溯式的眼光中顯現出來。

這是“晚”的第一個層次，即作為傳統史學的斷代術語。就像“晚唐”一樣，它是由“初、盛、中、晚”所構成的循環歷史觀中的一環，指代王朝的衰落時期。但由于“晚”本身的描述性質，其界限可能相當模糊和主觀。在《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中，宇文所安（Steven Owen）就遇到了界定“晚”的問題，在他看來，由高棅的《唐詩品匯》所確立的“初、盛、中、晚”的分期方法在唐詩研究中一直被視為“真實的、不言而喻的”，但所謂“晚唐”其實只是一個籠統的時間范疇，包含“朝著多方向發展、其多樣性使人無法簡單概括”的各種詩歌實踐。同時，“晚唐詩”的影響又可能遠遠超出唐代的下限（907），甚至達于十一世紀中葉，“除了代表一個時期以外，并沒有一個協調一致的‘晚唐’”。[6]

無論是高棅的傳統詩論還是宇文所安的漢學研究，都試圖為“晚”設立文學上的標準——晚唐之“變”，這不免令人想到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 W.Said）的“晚期風格”（latestyle）。在《論晚期風格》中，薩義德將“晚期”與一種適時的、圓融的感覺區分開來，“它涉及一種不和諧的、不安寧的張力，最重要的是，它涉及一種蓄意的、非生產性的、相悖的生產力”[7]。一般認為，“晚期風格”更多是基于個體的生命體驗，未必能夠與時代的跌宕聲氣相通，但正如邁克爾·伍德（Michael Wood）所言，其終究事關對于時間的感悟與銘記，“晚期并沒有指定一種與時間相關的單一關系，但它始終都會帶來時間上的后果。它是記住時間的一種方式，無論是錯過了的、遇到了的時間，還是過去了的時間”[8]。因此，對于“晚”的定義抑或定位從來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種種“晚”與“不晚”的記憶纏繞不清。在晚清，除了有關“中興”和“維新”的發明，對于其他朝代“晚期”的懷舊與想象也紛紛復活，無論是“晚唐”“晚明”還是“晚漢魏晉”，都成為時人熱衷的話題，這種由于國運頹唐而產生的情感共振，無疑堪稱另一種意義上的“晚期風格”。

時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臨近終結的感受并不僅僅可以在中國的王朝譜系內部找到共鳴，“世紀末”（Fin de Siècle）這個法語詞匯所特指的正是此時籠罩于歐洲大陸的悲觀氛圍。在卡爾·休斯克（Carl E.Schorske）的《世紀末的維也納》中，一種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秩序相疏離的情感結構彌漫于十九世紀末維也納的文化階層。在1898年美西戰爭中一敗涂地的西班牙人同樣瞥見了世紀的余暉，阿索林（Azorín）口中的“九八年一代”在知識界和文壇迅速崛起，以黯淡沉郁的筆調一抒“感時憂國”的胸懷。在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維多利亞時代”也悄然步入終章，盡管作為彼時的世界霸主，其影響力不會隨著1901年女王的逝世戛然而止，但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1902）的慘勝已然敲響了帝國的喪鐘，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以更具象征性的方式為之蓋棺定論。敏感的作家們再次見微知著，從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Yeats）到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和T·S·艾略特（T.S.Eliot），從頹廢美學到現代主義，帝國之“晚”與個人風格之“晚”于此相得益彰。如此看來，王德威以“世紀末的華麗”（Fin de Siècle Splendor）作為《被壓抑的現代性》英文版的標題絕非無的放矢，因其以“晚清小說”為論題所要捕捉的恰恰是那些徘徊于“啟蒙與頹廢”“革命與回轉”“理性與濫情”“模仿與謔仿”之間的現代主義幽靈。這也引出了“晚”的第二層意義，即一種與社會歷史深刻互動的“晚期風格”。

盡管清朝衰落的歷史令人很容易就將“晚清”與“世紀末”的文化征候聯系起來，但就像汪暉提醒我們的，“世紀”在中國被使用本身就是二十世紀的產物，這一來自西方的時間概念產生于特定的歷史語境，有著明確的歷史主體，而其在全球范圍內的推廣則“標志著一種霸權性的普遍時間概念的誕生”[9]。當我們沉浸于“世紀末”曖昧的文化氣氛中時，很容易忽略這同時也是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說的“帝國的年代”（1875-1914），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擴張達到極致的時期。直接將“晚清”與“世紀末”等量齊觀，無疑就忽略了這兩個概念背后迥異的歷史經驗。“九八年一代”興起的契機，是與西班牙失去海上殖民霸權所引發的不滿直接相關；1901年也不僅僅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壽終正寢之日，琉球亡國之君尚泰亦于同年客死異鄉。如果說“晚”對于強權國家的臣民而言還僅僅是一種隱而不彰的情感結構，那么對于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來說卻已是飽含血淚的切膚之痛，歷史暴力的施加者與承受者顯然不容如此輕易地等價交換。這也引出“晚”的第三個層次，即一個被廣泛運用卻缺乏認真檢視的跨文化詞匯，其在不斷“越境”的過程中，可能觸及決然對立的道德與觀念立場。而要厘清這一意義生成的動態過程，就需要深入到相關概念的網絡中去。

二

長期以來，“晚清文學”在華語學界屬于“近代文學”的組成部分，沒有單獨的學科建制，但隨著“晚清”一詞在文學研究中使用頻次的上升，其與“近代”之間的張力日益引發研究者的關注。根據詞語史學者的考證，“近代”在漢語中本是界限模糊的時間詞匯，意指“過去不遠的時代”，其現代意義——即作為現代史學的斷代術語——則是從日本傳入的。[10]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借用漢語詞匯“近代”或“近世”來對譯西方史學中modernage的概念，隨著二戰后新的歷史分期模式的確立，“近代”逐漸壓倒“近世”，指代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期間的歷史。[11]相比之下，“近代”在中國文學界有著殊為不同的發展軌跡，在二十世紀早期的文學著述中，其時間范疇莫衷一是，有時指代清末民初，有時涵蓋元明清三代，有時又僅僅表示光宣二朝或者戊戌以降[12]，此時的“近代”不僅與“晚清”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較后者更為主觀的時間概念，其一方面保留了字面意義上“近期”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各不相同的歷史意識和斷代主張。

這種情況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文學史開始參照《新民主主義論》等權威著作中對于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階段的劃分進行分期，將1840年至1918年間——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命名為“近代文學”，“晚清文學”的提法被迅速邊緣化[13]。此時的“近代文學”不再是一個描述性概念，而是一個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政治化（politicization）的專有名稱，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年，關愛和曾撰文回顧百年來“近代文學”的學科化歷程，從中已可看到“近代文學”的命名權威正在悄然松解，而“晚清文學”則重新嶄露頭角[14]。不過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積淀，二者已不再僅僅是字面上的差別，而是體現出背后文學史觀的不同?！敖被凇肮糯F代”的線性時間架構，作為從“古代”發展到“現代”的過渡階段，有其預設的發展路徑與價值取向。相比之下，“晚清”則要模糊得多或者說復雜得多。周明初從古代文學的角度出發，視“晚清文學”為恢復王朝文學內部連續性和完整性的標志[15]，海外學者則“借助‘晚清’概念重理中國文學現代化地圖”[16]，將之納入“現代性”的論述范疇，重新辯證其與五四新文學的關系。這一舶來的“晚清文學”已不再位于“古代文學”或“近代文學”的框架之下，而是“文學現代性”或“現代文學”的組成部分，其雖然接納了過往“近代文學”研究范疇內的討論對象，卻在實際上將“近代文學”概念及其歷史規劃排除在外[17]。

相比于“近代”，“晚清”的描述性質使其能夠更有效地跨過語言的藩籬，不過在“越境”的過程中也需要與海外學界既有的概念術語展開對話。在英語世界，與“晚清”（Late Qing）相關的主要是兩個長時段概念——“帝制晚期中國”（Late Imperial China）和“早期現代中國”（Early Modern China）。前者主要從漢學研究內部產生，為秉持“中國中心觀”的歷史學者所主張，將明清歷史視作連貫自足的整體，強調其內生的能動性[18]。1985年，美國著名的清史研究刊物《清史問題》（Ch’ing-ShihWen-T’i）更名為《帝制晚期中國》（Late Imperial China），其中不少論文都以“晚清”為題。

就文學研究而言，“帝制晚期中國”也是被廣泛運用的概念，其主要聚焦明末至盛清（HighQing）的文學發展，至于是否將“晚清”納入討論則因人而異。但即便是在對“晚清”著墨頗多的例子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敘事上的困難，比如李小榮分疏清末民初閨秀與新女性的詩詠與抒情[19]，李惠儀探討世紀之交救國女英雄的書寫與受難[20]，都只能將其置于明代以降漫長的文學與文化發展脈絡的尾端，而難以靠近論述的核心。這樣的落差并非全然出自時段長短的不同，而更在于理論設計上的差異，“帝制晚期中國”概念雖然有意與“沖擊—回應”模式針鋒相對，卻不免畫地為牢，割除了明清王朝與廣闊世界間的歷史聯系[21]，“晚清”時期密切的中外互動，尤其難以納入這一話語體系當中。

為了修正“帝制晚期中國”概念外部視角的缺失，歐美學者嘗試從歐洲史學引入“早期現代”的概念。與“帝制晚期中國”一樣，“早期現代中國”同樣避免將中國的現代化看作西方單方面影響的產物，但與前者的“移情”（empathy）不同，后者更強調“比較”的方法，指向一種充滿相互聯系（interconnections）和橫向連續性（horizontal continuity）的全球性歷史視野[22]。相比于“帝制晚期”，“早期現代”的使用者看重這一概念在敘事上另辟新章的能力，就像喬迅（Johnathan Hay）所說，“如果我們采用‘帝制晚期’的參照框架，那么清朝的遲滯將會置其于沉降敘事的底層，被過去的負擔所重壓”[23]，不過這也正好說明了其中的目的論色彩，如同“近代”，其必須以一個預設的、既成的“現代”為最終的歸宿。從外在于英語世界的角度來看，“早期現代中國”與“帝制晚期中國”之間的區別并沒有其使用者所想象得那么大，尤其是它們幾乎從未擺脫過歐洲中心主義 的困擾。柯文（PaulA.Cohen）曾不無擔憂地指出，“中國中心觀”正在滑向另一種偏見，即“中國歷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現代化定義的發展軌跡才值得研究”[24]，而這同樣也是“早期現代中國”存在的問題。

在英語世界，early modern有時也作為中文“近代”的譯詞使用，例如卜立德（DavidE.Pollard）主編的《翻譯與創造：近代中國的西方文學讀本（1840-1918）》（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in Early Modern China,1840-1918）在時間上嚴格遵照了大陸學界關于“近代”的定義。不過這一書名可能會令論文集的撰稿人之一樽本照雄感到困惑，因為在日英翻譯中，earlymodern對應的譯詞是“近世”，指的是明治維新前的江戶時代（1603-1868）[25]。與此同時，“京都學派”又將“近世”應用于東洋史研究，將宋代以降的傳統中國視為連續統一的整體，并以此為原點，構想所謂“東洋的近世”。如同汪暉所說，這里的“近世”意在打破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歷史”框架，發掘獨立于“西洋的近代”的歷史經驗，是一種“以儒教文化和早期民族—國家為文明特征”的“早期現代”敘事[26]。但也正因未能警惕“早期現代”概念中固有的目的論陷阱，其雖然極力拒斥歐洲中心主義，最終仍不免成為歐洲歷史觀的東亞翻版，重復了其界定歷史階段的尺度、標準和邏輯[27]。

對于以樽本照雄為代表的日本學者而言，無論是earlymodern還是“近代”，在日語語境中都會引發不小的混淆，因此需要轉向更為直觀的概念，比如“清末”。不同于“帝制晚期”或“早期現代”等長時段概念，“清末”強調了時間的短促?！锻砬逍≌f研究概說》引述澤田瑞美的觀點，指出日本學者所謂的“清末小說”不等于所有寫作或出版于清朝末年的小說，而是指那些能在形式、技法、題材和思想上擺脫傳統程式的作品。[28]這樣的定義顯然受到魯迅“清末的譴責小說”的啟發，魯迅以時人在義和團運動后“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29]為其思想上的前提，將之與同樣盛行于晚清的其他傳統題材小說區分開來。

從這個角度來說，“清末小說”其實延續了從梁啟超“新小說”到阿英“晚清小說”的論述脈絡，其關注的重點在于對文學實踐中種種“新”與“進步”要素的理解、闡釋與應用。因此，這一概念的局限也顯而易見，即其對于“新”或“進步”的界定往往缺少一個辯證的層面。夏曉虹在討論“新小說”概念時指出，即便新小說家有意掙脫傳統，卻仍需面對“舊小說之體裁”與“新小說之意境”之間的張力，其結果仍然是“文白交雜”“雅俗難辨”。[30]王德威也提到，一個作家所宣稱的創作意圖和他/她實際的寫作結果是兩碼事，高自標置的理論創新，可能恰恰出自最傳統的心理和意識形態機制。[31]由此出發，王德威著意討論了那些被新小說家——當然也包括部分“清末小說”研究者——嗤之以鼻的小說類型——狹邪、俠義公案和科幻奇譚，指出其反復“滲透、纏擾，或淆亂主流話語”的書寫，適“構成中國現代文學另一層迷人的面向”。[32]

三

相比于上述四種常用的斷代概念，即“近代”“帝制晚期中國”“早期現代中國”和“清末”，“晚清”無疑是最缺乏理論意識、在定義上也最為模棱兩可的，其缺少對于一個現代概念而言至關重要的“標準化”和“政治化”特征[33]，卻也因此避免了它們之間最大的共性——同時也是最大的沖突之處——“排他性”。喬迅注意到，在關于清代歷史的表述中，“早期現代”“帝制晚期”以及“王朝體系”各自代表了一套無法相互通約的敘事模式，即便他明顯對“早期現代”青睞有加，也不得不承認其余二者的無可取代，需要借助一種分離的、多元敘事的研究路徑，得出關于清代歷史的復合圖景。[34]

循此思路，“晚清”作為一個概念有其先天的“弱點”，因其保留了來自舊王朝體系的表述習慣，以至于無法在當代學術語境中清晰地界定自身。但既然講到當代學術的后見之明，我們自然明白“弱”也有“弱”的好處，在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那里，“弱勢思想”（weak thought）是一種“去結構化”（destructuration）的詮釋策略，通過體認一種“虛構化的實在經驗”應對這個擁有“無限可解釋性”（infinite interpretability）的時代[35]。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注意到，瓦蒂莫的“弱”并非只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包含了一個實踐的或曰方法的向度，其最重要的特質在于不將某種居高臨下的理性或信念強加于它的闡釋對象。[36]“晚清”概念的“弱點”使其避免了一種“強勢”思維，即認為只有那些重要的、主動的、符合某種預設目標的對象才值得研究。

在《晚清青樓小說研究》中，司馬懿（Chlo?F.Starr）便注意到“強勢”思維的局限，她指出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雖然過去對于“晚清”的劃分從未定于一尊，卻都服膺于一系列目的論式的外在標準，比如特定歷史事件的決定性意義，而忽視了文本的內部細節、敘事結構以及生產機制的變化。[37]關于狹邪小說（courtesannovels）的研究便是最好的例子，負面的命名方式預設了研究的立場，將討論導向對小說政治與道德屬性的批判，而通過改換更加中性的文類名稱“青樓小說”（red-lightnovels），司馬懿要將小說類型的發明還原到具體的歷史語境和編輯實踐（editorialpractices）中去。[38]在她看來，“晚清文學”應當包括所有產生于十九世紀中后期至二十世紀初的文學現象，從而擾亂各式各樣的價值預設，使得邊緣文類不僅不為某種外部標準所遮蔽，而且能夠反過來修正與完善對于“晚清文學”的理解。[39]

以上討論提醒我們，任何概念都不止于抽象的、形而上的層面，而是也有關“感覺”與“敘事”[40]。如果說在“文學”研究的視野下，“晚清”顯現出查漏補缺、融會貫通的潛能，那么反過來，以“晚清”為界面，亦可以將作為概念的“文學”帶入更加歷史化和辯證性的闡釋語境。與“晚清”不同，有關“文學”的概念研究成果頗豐，一般認為，漢語中的“文學”一詞從明末開始日益成為英文“literature”的譯詞，并于清末民初逐漸普及，制度化為現代教育中的一門知識、專業和學科[41]。不過，對于后現代語境下的文學研究而言，更重要的不是變化的結果，而是充滿歧義（ambiguity）與轉化（refunctionalization）的過程。每當研究者將“文學”納入“晚清”的時間范疇，就會發現其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對應關系如同彼時的時局一般搖搖欲墜，如同對于“晚”的主觀感受為“晚清”帶來的不確定性，“文”的歷史積淀和巨大影響力也令“文學”呈現出一種“不同時歷史的同時性”（contemporaneity of the noncontemporaneous），涉及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不同時間層[42]。換言之，“文學”在其概念化過程的初期，與“晚清”一樣深受字面描述的影響，顯現出“弱勢”的理論特征，而清末民初新舊雜陳的社會與文化語境也在不同的歷史層面召喚著變動不居的“文學”概念。

本文既然再次借用了瓦蒂莫的理論，也就表明了后置的書寫位置，“文”的多義性不僅出自“晚清”的歷史語境，也源于當代學界對“文學”的反思風潮。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王德威呼吁打破現有的文類格局，重新思考各種“‘文’的媒介衍生”（contestation of Wen and mediality），僅以晚清部分為例，即包括了宗教小冊子、政論文章、經學著述、報紙/畫報、游記/日記、情書等罕見于文學史的文類。借用劉勰《文心雕龍》中“形文”“聲文”和“情文”的論述，王德威試圖說明“文學”不僅僅是一套抽象的“審美建構”，而且內蘊一種轉化與聯結的情感力量，經由“文”的中介，有生的（animate）與往生的（inanimate）、符號的（semiotic）與血肉的（somatic）世界方能彼此相通。[43]正如《文心雕龍》中，“文”有著完全不同于literature的定義和分類，其中大多數文類在當時的文化與情感生活中都發揮著實際的功用。

無獨有偶，王德威的高足羅鵬（Carlos Rojas）同樣向“文”的古典釋義尋求靈感，在為《牛津中國現代文學手冊》撰寫的導論中，他借助《說文解字》來闡釋“‘文’的界限”（the limits of Wen）。與王德威一樣，羅鵬也使用“Wen—文”來表示對其古義的援引，這并非單純的復古改制，而是有著顯而易見的“后學”淵源，其希望借此松解“文學—literature”的跨語際實踐中暗含的霸權性力量，恢復“文”的固有的思辨性與生產性。在書名中，羅鵬特意采用了literature的復數形式來體現這一取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文學”不應只是一個靜態的概念，而是一個意義和邊界都在自我闡釋中不斷重塑的動態實體，它不是單數的、統一的，而是將各種關于“文學”的論述相互疊加所形成的復合范疇。[44]

現在我們可以說，處于“晚清(—)文學”的連字符“—”之上的正是瓦蒂莫的“弱勢思想”，其通過發揮“后學”理論“化簡為繁”的特長，融會相互齟齬的理論意識，創造包容協作的闡釋空間。但借用概念史學者的說法，概念不等于文字游戲中的空洞能指，而是自有其“歷史分量”，不僅是社會歷史變化的“表征”，也是推動其發展的“因素”[45]，還諸晚清文學研究，概念既是對客觀歷史過程的詮定，又作用于當下的學術生產語境，因而在最后，本文嘗試做出如下總結：

首先，“晚清文學”是一個“未經充分經典化”的概念[46]，對于“近代文學”的研究者而言，這或許意味著學科發展缺乏“主調”，進而導致合法性危機[47]，但對于“晚清文學”來說，由于建制化的過程從未完成，其研究本就得益于去中心化的知識生產模式，經典意識的缺位反而可以釋放這一概念中的能動性。因此，“未經充分經典化”對于“晚清文學”來說不是一項負面的債務，而恰恰是其學術能量得以彰顯的所在。

其次，“晚清文學”是一個“浮動”（floating）的概念。在民初的清遺民那里，對先朝的“懷舊”不僅帶來沉郁的詩情，亦引發歷史的錯判，以鄭孝胥為首的遺民文人無疑混淆了已然消逝的現實和欲望投射的幻象之間的落差。周蕾曾指出觸發“懷舊”的未必是過去實存之物，而可能是來自追尋失落客體的心理沖動，因此懷舊情緒的運作方式并非在古今的對應物之間直線演進，而更多是從當下出發的“一個回環”“一種賭博式的投擲”或“一個機遇的網絡”。[48]“晚清文學”的邊界并非與王朝的政治生命若合符節，而是隨著歷史主體對于“晚”的不同想象而不斷游移。

最后，“晚清文學”是一個“跨越性”的概念，不僅表現為跨越既有的歷史分期框架，也包括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的學術視野?！巴砬逦膶W”長期所處的邊緣位置反而強化了研究者之間交流的意愿，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更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論說空間。對于華語學界的學者而言，“晚清文學”研究似乎天然包含了與域外學者對話商榷的層面，相比于海外漢學的其他領域，晚清文學研究也更加注重借鑒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晚”的越境有益亦有害，標舉“多元”未必總是件好事，歷史的血淚可能在“眾聲喧嘩”的過程中被稀釋，而巨大的創痛也可能由于膚淺的比較而湮沒無聞。借用季進的說法，“跨文化”自有其“倫理”，不能僅僅滿足于觸發對話、引起交流，也要時時警惕跨越中的權力結構調整，關切“個體判斷與主體意志的表現”。基于這一理解，跨文化視域中的“晚清文學”不應成為某種按需封裝的“離境”實踐，抑或強勢話語的“在地”翻版，而是需要作為持續不已的能動過程，參與到中國文學及其研究的當代生產中來。[49]

本文系江蘇海洋大學“海州灣英才”創新計劃項目“作為‘問題’的英語世界晚清文學研究”（KQ24069）階段性成果。

注釋

[1][46]參見王達敏、李思清、馬昕、潘靜如、馬勤勤：《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觀念、方法與格局[筆談]》，《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8卷第5期。

[2]參見余夏云：《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方法學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2-3頁。

[3]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2011年第1期。

[4]參見[美]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麥田出版社2012年版，第ⅵ頁。

[5]〔宋〕鄭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

[6][美]宇文所安：《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賈晉華、錢彥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5-6頁。

[7][美]愛德華·W.薩義德：《論晚期風格：格格不入的音樂與文學》，閻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版，第6頁。

[8][英]邁克爾·伍德：《〈論晚期風格：格格不入的音樂與文學〉導言》，《論晚期風格：格格不入的音樂與文學》，愛德華·W.薩義德著，閻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版，第Ⅵ頁。

[9]汪暉：《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9頁。

[10][11][25]參見沈國威：《近代關鍵詞考源：傳統、近代、現代》，《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12][13][15]參見周明初：《晚清文學，抑或是近代文學？從晚清七十年間文學的命名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14]參見關愛和：《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述評》，《中州學刊》1999年第6期。

[16]李鳳亮等：《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海外視野：當代海外華人學者批評理論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版，第100頁。

[17]參見楊慶祥：《“重寫”的限度：“重寫文學史”的想象和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頁。

[18]參見呂杰：《“晚期帝制中國”考：美國中國學史研究中的“關鍵詞”探討》，《學術界》2011年第8期。

[19]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2.pp.145-178.

[20]Wai-ye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4.pp.197-200.pp.293-294.

[21]參見《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董玥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22]參見季劍青：《“早期現代中國”論述的譜系與可能性》，《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2期。

[23][34][40][美]喬迅：《清初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歷時性考察》，王紹欣譯，《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世界歷史時間中清的形成》，[美]司徒琳主編，趙世瑜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385頁、388-390頁、385-386頁。

[24][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頁。

[26][27]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6頁、6-7頁。

[28]參見袁健、鄭榮編著：《晚清小說研究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頁。

[29]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頁。

[30]參見夏曉虹：《晚清“新小說”辨義》，《文學評論》2017年第6期。

[31][32][美]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宋偉杰譯，麥田出版社2003版，第42-43頁、43-44頁。

[33]參見孫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國轉向》，《學術月刊》2018年第10期。

[35]參見[意]詹尼·瓦蒂莫：《現代性的終結：虛無主義與后現代文化詮釋學》，李建盛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82頁。

[36]參見[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后現代主義》，顧愛彬、李瑞華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92頁。

[37][39]Chlo? F. Starr.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Brill.2007.pp.5-10.pp.10.

[38]司馬懿、吳青：《文本、敘事與神學：司馬懿教授訪談錄》，《國際漢學》2016年第2期；MargaretB.Wan.“Red-LightNovelsoftheLateQingbyChlo?F.Starr”.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68.No.3.2009.

[41]參考陳國球：《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51-76頁；余來明：《“文學”概念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205頁；Theodore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pp.74-99；張弛：《晚清維新運動與中國“文學”觀念的演進》，《文學評論》2022年第1期。

[42][瑞士]費瑞實：《近代中國的鞍型期及其與概念史研究的關系》，閭波譯，《亞洲概念史研究》（第六卷），孫江主編，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201頁。

[43]David Der-wei Wang 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20-22.

[44]Carlos Rojas & Andrea Bachner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3.譯文參考[美]羅鵬：《導論：“文”的界限》，《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45]參見李里峰：《近代中國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以方維規〈概念的歷史分量〉為例的方法論思考》，《亞洲概念史研究》（第六卷），孫江主編，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209頁。

[47]參見陸胤：《近代文學研究的生活史維度》，《文學遺產》2022年第3期。

[48][美]周蕾：《寫在家國以外：當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米家路等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頁。

[49]季進：《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跨文化倫理》，《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