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讀《米沃什詞典》，對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一句話印象頗為深刻，他說：“我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但沒有養成世界主義的習慣，相反，我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這個地方主義的視角，昭示了一種小即是大的文學觀。也許，就一種真實的寫作而言，此時、具體的事物比遠方、抽象的事物更重要。文學更多是關于此時、此地、此身的講述，文化也并非懸浮于空中的觀念，它首先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其形態、氣質與演進方式，與特定的地理空間、生存境遇以及在此空間中發生的人群互動密不可分。文化地理學家普遍認為，一個地區長期積累的文化，以及人們對這些長期積累的文化認同，就使得該地區具有了“地方性。”段義孚在《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中說，“地方是被賦予了文化和情感意義的空間”，“如果把時間視為流動或者運動，那么地方就是暫停”。而這樣的暫停，“使一個地方有可能成為感受價值的中心”，“地方”不僅是一個物理背景，更是“承載主觀性的區域”，是“一種不可削減的人類經驗的組成部分”。這種個體與地方經驗之間的關系，是文學敘事的經典主題。

近年興起的關于文學地方性的諸多討論，都與這個思想背景有關。也有人擔心，直接從地方性的知識和經驗入手，會不會使寫作從一種內在的文學經驗的辨析轉向外在的寫作標簽式的描述？這種擔憂并非多余，因為地理意義上的地方性經驗并不會真正生成文學意義上的地方風格，任何寫作風格的形成，都是在地方經驗、個體精神和文學想象共同合力下完成的。

但我們仍然不能否認這些地方性討論的意義，它暗合了某種文化演進的邏輯。從中國文化的變遷看，歷史上每一次人員和地理的變動都會伴隨著文化的新生，地理擴展的背后往往是文化的碰撞、融合、創造。既包括南方與北方概念的形成，也脫不開特定空間關系對它的影響，地理的位移實質上是文化與習慣的重組過程。中國文化是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發展，所謂南北之分也是一個流動的、歷史性的過程：莊子、老子思想孕育于淮河流域，楚辭瑰麗之文誕生于漢水流域，在當時的視野中，這些均屬“南方”；三國鼎立，北方為魏，南方成蜀；永嘉之亂、五胡亂華后，衣冠南渡，這些人員遷徙和地理推廣，再次帶來了文化的碰撞，文化的新生。佛教從北方到南方，到了廣東，碰到不識字的慧能，就有了禪宗；儒學從北方到南方，到了朱熹這里，也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這都是地理視角，是有很鮮明的理論依據的。德國學者卡爾·施米特在《陸地與海洋：世界史的考察》中提出，歷史本質上是空間秩序的斗爭史，文化的擴散往往隨著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問題不僅是地理分界，更是文化權力的角逐。在這個過程中，地方并非被動接受中心輻射的邊緣，而是文化轉化與再創造的關鍵節點。

只是，在這種文化的地方性演進過程中，不能只看到變化的邏輯，還要看到，變化的背后深藏著守常的力量。

20世紀以來的社會主旋律是變化，文學上，浮在面上的更多也是變化，反叛、創新很長時間以來都是最重要的藝術潮流。似乎中國文化唯一不變的就是求變。這個觀念值得深思。設想一下，如果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是先“守常”再“求變”，它會不會是另一種模樣？我們這代人的思想路徑多數是先“求變”再“守常”的，最早讀的都是西方現代文論，后面又不自覺地回到一個“常”的傳統中去尋找思想資源。很多人都經歷過這個思路歷程。錢穆曾說，開新之前，必先守舊。這是錢穆思想的一個核心，它在很長一段時間被人視為保守。現在我不這樣看了。人為什么會有“守常”的愿望？因為文化不是科學，也不完全是知識，它不能一味“求新”。文化是一個生命體，我們這些個人也是一個生命，我們的小生命要融合到一個大的生命里，才能夠求生存、求發展、求完成。只要生命的底色改不了，就會希望把自己的小生命融匯和寄存到一個大的生命里面。中國文化就是這樣一個巨大的生命體。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強調，對本國歷史應懷有“溫情與敬意”，正是出于對文化生命連續性的深刻認知。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的詮釋學理論也認為，理解從來不是主體對客體的支配，而是通過參與到傳統之中，使傳統得以延續并煥發新意。“守常”并非保守，而是文化基因在歷史長河中的隱性傳承。

以我一直喜歡的先鋒文學為例，這個現代主義思潮奠定了我的一個文學底色，但今天的我讀小說，如果看到作家把主人公的名字刻意取成1234，或者ABCD，就根本讀不下去了。這跟我之前的閱讀感受完全不同。中國人的名字都是有含義的，看名字你就可以想象他的家庭背景，可以想象它在什么文化脈絡里，但是變成1234或ABCD的時候我就找不到感覺了。羅蘭·巴特曾分析過名字作為文化編碼的功能，它承載著家族記憶、社會期待與價值隱喻。當名字被抽象為無意義的符號時，人物便從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抽離，成為浮游的能指，難以喚起深層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這種閱讀感受的變化，恰恰反映了文化認同從追逐普遍性、現代性向回歸地方性、歷史性“常道”的悄然轉變。

個體的小生命終歸還是要回到文化的大生命里面去。胡適、魯迅他們當年反傳統反得那么厲害，傳統文化對他們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視。胡適自己講，影響他思想的是兩個人：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了解胡適的人都知道，除這兩個人之外，還有一個人對他影響非常大，那就是梁啟超。胡適自己也講過，“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尤其是梁啟超的《新民說》和《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兩部著作對胡適影響極大，他說，前者“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而后者“也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胡適這個反傳統的先鋒，后面花很多精力去考證古白話小說，思想動力也在此。照唐德剛的看法，如果胡適沒有中國古白話小說考證這一門學問，“胡老師就不是今天的胡老師了”。魯迅也是如此。魯迅的好友劉半農曾經送他一副對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就很能說明問題。“托”是指托爾斯泰，“尼”是指尼采，意思是說，魯迅在思想上服膺托爾斯泰和尼采，但為文的文風上，則是崇尚魏晉嵇康等人的率真、通脫。考證古白話小說等一系列學術成就改變了胡適的思想形象，魏晉的士人之風緩和了魯迅談“吃人”的激進面貌。若由此聯想到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系列變化，我們還可以說，聊齋志異、地方戲曲啟悟了莫言，舊白話小說、志怪小說塑造了賈平凹，《金瓶梅》《紅樓夢》改變了格非，他們的寫作史表明，只有變沒有常，是不可能出好作家的。作家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根系，他寫到一定時候，就會有極大的茫然——不知該把人物的精神落實到哪里，安放在哪里，這是致命的。不能一味求變。當大家都在求變時，真正的先鋒也可以是后退的。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說：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遺產，而是一種具有歷史意識的能力，它使作家在寫作時不僅感知到“過去的過去性”，更感知到“過去的現存性”。真正的創新往往發生在與傳統的深刻對話之中，而非簡單的斷裂。“常”是文學創新的深層資源與精神坐標。

“常”即“道”。但文學寫作只講“常”與“道”又是不夠的。錢穆在《晚學盲言》里說：“中國人講的道，乃是一本然之道，本來這樣的。亦可說乃一同然之道，大家這樣的。又可說乃一自然之道，它自己這樣的。因此又是一當然之道，人人都該這樣的。所以中國人又稱此道曰天道，是天叫我們這樣的。”所謂本然、同然、自然、當然之道，是一種自然和人文歷史演進的規律，把道視為本體和運動方式的統一，是一種觀察世界的視角。然而，道本身并非靜止的。“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道”正是在“生生不息”的變易中展現其恒常性。這與懷特海過程哲學中的“創造性進展”概念不謀而合——實在的本質是動態的、創造性的過程，永恒客體必須在實際事態中具體化方能實現其價值。也就是說，文學除了講世界是怎樣的，還要講世界還可能是怎樣的。

這是文學創造的超越性所在。它不滿足于摹寫既定現實，而要通過想象構建可能性，以此拓展人類經驗的邊界。文學文本是通過“空白”與“否定”結構喚起讀者的想象性參與，共同完成對意義的創造。這種創造，既基于對“世界是怎樣的”的深刻理解，又指向“還可能是怎樣的”的未知維度。孟子說：“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可用來解釋生命的變與不變，“化”過之后有東西存下來，就是“神”；天地萬物以及我們的人生都在“化”，這只是一個表面現象，還有“所存者神”，就表明現象背后那個本體還存在，化過之后的“神”，其實就是變化之后的創造。可見文學要寫的是融過去、現在與未來為一體的生命萬象。《易經》里有句話：“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文學要寫的，正是“可久”和“可大”的事物。變化使文學視域變“大”，創造使文學生命可“久”。錢穆的思想講守舊多，講開新少，這是他的局限性；但當代中國文論多受西方現代文論影響，守常的東西比較少，現在也要補上這一課，在常中求變，在變化中求創造。

“常”與“變”的關系，一直是中國文化中的核心母題。古人講，變者，復之初；常者，變之終。變與常循環往復，構成一種平衡。程頤提出“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文化的“常道”為體，其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具體表現與創新為用，二者本是一體。傳統的延續依賴于不斷地再解釋，而解釋本身也是一種創造行為。

應該重新審視“常”與“變”的關系。即便講現代化，也是要有傳統基礎的現代化，再怎么現代化，也不能把“中國”兩個字化掉。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一個“不斷回歸傳統又不斷走出傳統”的辯證過程，文學的現代性探索亦然。魯迅的《故事新編》對神話傳說的重述，白先勇的《臺北人》中對古典詩詞意境與人物命運的化用，阿來的《塵埃落定》以藏族土司制度的消亡隱喻現代性沖擊下傳統世界的“化”與“存”，無不體現著“常”與“變”的復雜關系。

文化是地方的，文化是守常的，文化也是創造的。這三者共同構成了文學寫作的三個面相：地方性賦予文化以具體的形態與樣貌，是其空間維度的展開，也是文學風格形成的地基；文化的守常使文化具有穩定的內核與認同，是其時間維度的綿延，它能為文學寫作提供深層的精神結構與意義召喚；而文化的創造性則賦予文化以突破的動力與未來，有活力的寫作，是在創造中不斷生成，不斷沖破既定結構，讓新的可能性涌現。好的文學作品，往往是在地方性與普遍性、守常與求變、傳承與創造之間，找到那個獨一無二的平衡點。這或許是中國當代文學正在發生的事實，也是文學寫作走向未來的一個新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