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5后學人中，臧晴的研究具備獨特的學術辨識度。從本科至碩士再到博士的各個學習階段，她皆選取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研究作為論文選題，顯現出對學術成長脈絡的清晰規劃與主動布局。撰寫博士論文期間，臧晴前往杜克大學訪學，這段經歷為她的性別研究開辟了一個綜合性的視野，還從域外視角引導她以全球眼光重新審視中國文學，助力其在世界文學語境中逐步確立研究理路。近年來，臧晴在海外中國文學傳播與研究、當代經典作品解讀以及當下文藝現象觀察等領域多線出擊，佳作頻出。貫穿其批評和評論之間的，是她對批評家精神的自覺思考與長期培育。屬于她的沉穩、大氣之批評格局的形成，正是這種精神浸染的結果。

最早關注到臧晴的文章，是她和季進老師合作完成的《論海外“〈解密〉熱”現象》，該文也獲得了《南方文壇》當年的優秀論文獎。文中提到，2014年，《解密》西語版在阿根廷一經推出，便迅速攀升至雅典人書店文學榜單的第二位。讀到此處時，我恰好剛從阿根廷歸來，曾游歷過被譽為世界最美的雅典人書店。一個經歷行旅的讀者，竟在不經意間與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軌跡相契合，觸碰到全球化語境下文學的流動生態。這一復合式的體驗，激發了我細讀這篇文章的強烈意愿。在具體的論說掘進中，作者嫻熟地運用布爾迪厄的文化場域理論和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理論，將中國文學的“走出去”視為譯者、出版商、媒體、全球公共事件等一系列非文本因素集體運作的結果。這種理念得益于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傳統的熏陶，同時也清晰地表明，中國文學的海外生成以及當代文學同世界文學的關系，涉及了臧晴的“世界人”文化體驗，并構成了這一代青年學人普遍關注的學術命題。

85后一代學人的成長，正值海外漢學研究廣泛影響并參與塑造學院化批評的時期，臧晴的學術養成，便是在“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研究語境中展開的。她對當代中國熱門文本海外傳播的重視，一方面契合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全球化趨勢，另一方面也標示出她對反思性學術精神的主動鍛造。學界曾有這樣一種觀念，認為中國文學必須經由翻譯路徑的轉化，才能邁入世界文學的門檻。單從路徑本身考量，其內在邏輯似有合理之處。臧晴則試圖揚棄這一程式化的認知習慣，她認同丹穆若什對“世界文學”的理解，將其視為一個流動性的文化中介物。在她看來，“世界文學”不是一種權威的話語系統，所謂“世界性”也并非完全依靠翻譯才能構建。她綜合透視國別文學話語同全球公共事件的相互關聯、中外文學相應閱讀傳統的彼此滲透、全球科技文化同地方民間文化要素之間的新質轉化等問題，期待構建一種關系思維，探測文學文本同外部各類文化力量交織、組構、疊合形成的動態話語場域，從立體維度踐行海外漢學研究的“再解讀”策略。

與中國本土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相比，海外漢學研究通常傾向于借助開放性的文學觀和歷史觀，將更多異質性元素融入對文學歷史的敘述之中。這種研究視角固然帶來了新穎的解讀維度，卻也難免因研究方法的差異，引發諸多商榷之聲。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該書在學界聚訟紛紜，主要源于其劃定的從1635年到2066年的文學史分期。臧晴多年來一直追蹤王德威的論述，也注重收集其著述在國內激起的各類回響。在細致考辨北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傳統的基礎上，她抽絲剝繭地論析了哈佛版文學史的基本特點，指出其多元化的書寫形態與學術語調、強烈的元敘事色彩以及跨學科的文化視野，共同構成了一種“非統一化”的述史策略。國內學者認為該著立論不夠穩固，原因在于本土文學史書寫具有明確的教材導向，海外學者則多將文學史視為研究著作，而非“具有典范意義的學生教材”，因此“帶有強烈的理論視野和個人色彩”。簡潔而精準的論斷，揭示了哈佛版文學史的核心要義，寥寥數語之間，論者已將中外述史視角的典型特征剖析得透徹分明?？梢?，臧晴兼具冷靜的觀察能力和卓越的分析能力，她幾乎不會簡單地附和或否定某一種觀點，而是致力于挖掘理念分歧背后的深層學理。在論述北美地區的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研究時，她指出許多17—19世紀的小說至今仍未被探討，構成了研究的盲點；評價王德威的新著《為什么小說在當代中國如此重要》時，她又大膽指出書中提到的“幽暗意識”并不具備對文學整體場域的統攝力，其盲區在于作者“在處理文與史的關系時過分倚重幽暗意識，由此造成了耽溺于頹廢美學的危險，這也勢必局限了其文學批評的視野”。貼近研究對象又能審慎與之保持距離，不一味盲從也不極端拒斥，在觀點日益兩極化的學術場域中，這種學術品格顯得尤為可貴。

在海外漢學研究領域，臧晴已經積累了相當豐碩的學術成果。她先后主持了江蘇省社科基金基地項目“當代江蘇文學英譯與批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新著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英語世界中國文學史書寫研究”，參與了季進老師“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文獻整理與研究（1949—2019）”和王堯老師“百年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沉甸甸的項目本身，已然證明了她的科研水準以及師長對她的認可。閱讀一手文獻、追蹤前沿動態、深度參與交流，她皆能從容應對。臧晴還曾翻譯過高利克等著名漢學家的文章，及時將海外重要文獻引入本土學術視野，并借助科研項目的大平臺，迅速對文獻進行分類、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她積極參與了季進老師在《華文文學》主持的《海外研究敘錄》欄目，以“關鍵詞”形式追蹤“先鋒”“文學史”“新詩”“城市文學與文化”等理論熱詞在英語世界中的理論內涵與衍變軌跡。這種研究思路以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為肇端，透過特定的理論術語，洞察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在寬域話語場內的學術觀念變遷。例如，以“新詩”為關鍵詞，臧晴列舉了奚密、賀麥曉、柯雷、江克平等14位研究者出版的新詩研究著作，內容涵蓋詩人個案、流派研究、中外詩歌關系研究，以及對新詩發展歷史的整體考論。她試圖以“新詩”串聯起不同的研究樣本，透析眾聲喧嘩中的音響交集，進而摸清研究者普遍的思想路向——他們的著力點聚焦于“探求超越政治話語的審美價值，并且著力發掘被淹沒在理論術語和歷史浪潮中的個性化聲音，以及在商業流行文化、新媒體崛起等時代‘場景’下，詩歌生產與傳播過程中表現出的新的情感動力”。通過關鍵詞研究，臧晴破譯了海外漢學家解析中國文學所形成的“共同語言”，她并不滿足于對其作類型化的歸納，而是從關鍵詞的意涵演進中領悟到威廉斯言及的“過去與現在的關聯”及其“變異、斷裂與沖突”。由此可見，像臧晴這樣將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引入關鍵詞考察法的試驗場，其意義不僅在于史料匯聚和文獻分類，更在于它“不僅可以呈現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海內外語境中的思想性、價值觀和權力內涵，也能觸及中西在社會—文化價值上的斷裂、賡續與變異”，一方面深化了學界對海外漢學研究內在理路的理解，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本土文學研究提供了來自域外的理論參照。

從地方性文本的海外傳播，到海外文學史著作的持續跟蹤，再到以“關鍵詞”視角審視海外漢學的研究脈絡與學術傳統，此項研究層層遞進，拓寬了臧晴的文化視野，使她擁有了具備比較意識的宏觀視角，更觸發她產生了“世界人”的自我認知。這對青年學人重新認識自我、把握本土“文學/文化”與外在時空乃至世界的聯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當然，對海外漢學和女性寫作研究的重點投入，并不意味著臧晴疏離當前的文學思潮與理論現場。自確立文學研究志向起，她便保持著對前沿話題的敏銳感知，并適時合理地調整研究角度，呈現出動態生長的態勢。“在世界中觀察中國文學”這一視野的演進，也助力她從容應對地方經驗和全球觀念，融合本土文學思維與域外文化意識，形成了諸多帶有新質的判斷。最典型的例證是她關于城市傳記研究的論文。近年來，城市文學在歷史書寫方面呈現出新特點，《北京傳》《南京傳》等城市傳記類作品紛紛涌現，其“泛城市文本”的新興特質，引發學界廣泛關注。臧晴為此撰寫了《重述城市：城市傳記書寫的世界圖景與現代追問》一文，指出此類書寫直接得益于《倫敦傳》的引領作用。她進一步強調：“在世界文學的整體視域下，眼下這些林林總總的城市傳記可以被視作‘世界史熱’的在地化呈現，也是文學書寫全球本土化的一種有效實踐?！贝饲?，諸多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城市傳記之于城市文學價值更新的潛在意義。他們或是從文本層面入手，探析城市如何被塑造為具有獨立生命力和蓬勃精神力的個體；或是從作家角度出發，厘清寫作者的個人體驗同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內在邏輯。對比既有成果，臧晴的研究視野則更為宏闊，內質也趨向細密。按照她的理解，中國的城市傳記寫作熱潮源自世界潮流、審美轉型與社會演化的共同作用。為此，她織就了世界與中國、傳統與現代、城與人這三重意義網絡，嘗試在世界視野內和歷史脈絡中勘探中國城市傳記書寫的意義，特別是從“改寫熱”的層面，將城市傳記寫作同21世紀之初的“重述神話”熱潮相類比，確證城市傳記寫作的核心短板在于“只有復述，沒有重述”——既缺乏對時代現實的深度介入，也難以形成關乎人類生存終極問題的價值導向。這篇論文被視為近年來城市傳記研究最具分量的文章，其意義在于不僅闡明了傳記作品同質化傾向這一“癥狀”，論證了作家執迷于總體史觀這一“病根”，還給出了以微觀史學方法為城市傳記書寫注入活力的“藥方”。見微知著，我們或許能把握臧晴學術思維的運行脈絡。她深受學院化批評訓練的影響，卻從不依賴單一的理論框架，沿著學界已成形的邏輯體系前行，而更愿意在同一性的論證路徑之外，選擇一條需要付出更多智識與心力的意義建構之路。她以耐心和沉靜，將孤立的個案放置在富含各類關系元素的大文化場域之中，從多個角度掃描其存在狀態，完成一次次樣貌重識和意義重建，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既有敘述對研究對象本質化、凝滯化的理解，向學界發出了值得信賴的學術聲音。

本科階段涵養學術興趣，碩士階段錘煉理論思維，博士階段謀定研究疆域，工作之后適度延展知識空間，臧晴的學術生涯顯示出由點及線再到面的空間拓展趨勢，育成了具有標識性的研究譜系。這種由小及大、不斷生長的思維寬度，以及理性展開的視野幅度，契合了多數青年學人理想的成長曲線。更重要的是，她很早就找準了批評的精神指向，形成了自己的價值判斷。翻覽臧晴的本科、碩士、博士論文“結語”以及她對自我批評觀的闡述，有一段表述字詞或有增刪，但核心內容一直得以保留。她警惕這個時代對技術的盲從，號召思考并追問有關真理、主體等涉及本質的問題，并以清醒的反思精神穿透現象的迷霧，自覺走向一條克服盲從的意義建構之路。我想，在日后的學術新作中，臧晴肯定還會提及這段讓她奉若圭臬的話語。字里行間內蘊的清醒與篤定，清楚昭示了她的文學價值觀。讀碩士時，丁帆老師便提醒她文學史視野和批判性思維對研究者的重要性，鼓勵她放寬眼光，“不要盲目追星”，“碰到很新的東西，先退后一步”。臧晴顯然踐行了丁老師期待的“退后一步”，面對紛繁蕪雜的當代文學現場，她不求快速出擊，在新作時評中“閃轉騰挪”，而是秉持著“深挖一口井”意識，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層層筑起她的理論樓臺。對臧晴來說，文本現場絕非孤立存在的實驗模型，唯有將研究對象置于結構關系中，為其賦予歷史縱深感，才能深切感悟其美學流變，廓清研究對象的文化圖景。因此，她不急于輕下斷語，而善于把控觀察節奏，讓子彈“多飛一會兒”，在時間的褶皺中搜索真問題。一旦鎖定靶心，她便如獵人一般精準出擊，直抵問題要害。她以整體性理論視角研究蘇童、畢飛宇、范小青、李娟等作家的文章，充分凸顯了這種思維特質。

臧晴曾寫過三篇關于蘇童的文章，這或許印證了她對先鋒文學以及蘇童研究的志趣。其中一篇是以“作家詞典”的形式出現，內容側重于對作家創作歷程的介紹。利用有限的篇幅，臧晴抓住蘇童小說中沉郁而復雜的“南方”空間、整體性的意象體系等特質展開言說，彰顯了她對蘇童的獨特認知。在長文《平衡的探索與經典的可能——論新世紀的蘇童長篇小說創作》中，臧晴擁有了充分言說的空間，她也切實把這個話題做成了大氣象。

在論文新作《“大東西”的營構法：〈好天氣〉中的重復、變奏與生長》中，臧晴將此前關于蘇童的思考做了深化。她繼續在文章開篇闡明觀點，直率地指出蘇童是“一個表現力大于發現力的寫作者”，若要剖析《好天氣》這部延續舊識的創作，關鍵在于“辨析其能否在‘前結構’中找到新的生長點”，對這部作品的解讀應“超越對‘舒適區’的簡單指認或對‘突破’的過度闡釋”，而是要從蘇童的創作歷史及當代長篇小說的雙重坐標入手，定位其意義和深度⑧。這一論斷啟示人們，當評判一位作家是否具有經典化的潛力時，無論他是在延續風格還是創立新質，均非經典化的唯一衡量標準。所謂后作一定勝過前作的觀點，更是簡單片面的認知偏差。

關系化思維的路徑牽引，整體性研究的理論浸染，使得臧晴在開展作家、作品研究時，能夠自覺規避陷入單個作家或單一文本的局限。她對畢飛宇小說里人物關系譜系的細膩剖析，對范小青非虛構文本《家在古城》內人與城、傳統與現實、非虛構浪潮與“城市傳記熱”意義聯絡方式的辯證考察，對李娟散文里的主體與他者、非虛構與民族志、越界詩學與世界文學語境的勾連類比，都展現出她在宏觀文化場域中闡釋研究對象多維度關聯性的能力。除此之外，臧晴還寫有一些“學術隨筆體”評論。這些文章體量相對短小，往往聚焦于當下文學現場中的新銳力量和新興現象?；蚴歉M顧文艷、周于旸、薛超偉、葉遲、林戈聲等青年作家的寫作動態，發掘其異質性的表達與意義生長的可能；或是采用“重塑”“重審”“重述”的方式，捕捉時代文藝的新鮮元素。輕盈的語詞間，貫穿著靈氣和溫度，流淌著她對文學的赤誠熱愛。一些富含個人才情的感悟中，又不乏對現實問題的敏銳洞見。如《重塑文學：新媒體格局下的文學生態》《重審批評：新媒介時代的青年寫作及其批評》《文學“加法”時代：“大文學觀”與邊界流動》等文章，均矚目于新媒介革命給感知結構和文化生態帶來的變化。臧晴一面觀測文學“邊界”的流動趨向，一面從認識論角度解析科技對人文的推升之力，將一切新變革的旨歸落實于文學思想與人類靈魂的雙重升華。她的《走出寫作的“舒適區”》一文，更是從實踐層面上強化了這種觀點。

無論是評論還是隨筆，臧晴皆以尋找“不可復制的內核”為目標。尋找的行為本身，既蘊含著濃厚的問題意識，也再度昭示了她嚴謹務實的研究態度。她倡導文學寫作要走出“舒適區”，告別“安全感”，而她的學術研究則始終貫徹著這一理念，凸顯了重繪認知圖景的勇氣。她時刻銘記著老師的教導，以一顆中和雅正之心，審慎地對待研究對象。主動離開“舒適區”的批評姿態，使她在“中心/邊緣”“主流/支流”“整體/局部”“世界/地方”等概念之間穿梭時，能夠不依附任何帶有“同一性”色彩的批評話語，有效認清這些概念的相對性，進而恰如其分地把控自己的感性認知與理性判斷，確立起大氣沉穩的研究格局。

最后想要說的是，幾乎所有為臧晴撰寫過印象記的師友，都會一致肯定她的堅定、果敢與沉著。這種印象不僅和她的研究觀念緊密相連，也與她對批評者精神的砥礪琢磨息息相關。在一些講座海報、批評家論壇以及學術公眾號的作者宣傳照中，經常能看到同一張照片——臧晴身著白色大衣，立于俄羅斯彼得夏宮的斗士參孫噴泉前，背后是波羅的海，眼前是一片林間花路。從涅瓦河通往芬蘭灣的道路，喚醒我們對《青銅騎士》的記憶：“大自然在這里設好了窗口，/我們打開它便通向歐洲?！边@是普希金曾經贊頌過的畫面，也是臧晴所看到的場景。她的眼神中滿是對文學先賢的敬仰，更透露出穿透歷史隧洞、洞察文學真義的執著。置身異國環境，暢游于詩海之間，暗含著游歷者對觀察視界的主動選擇與適應，亦在某種程度上彰顯了臧晴不懈擁抱世界、探尋自身文化定位的精神立場。她的目光純粹而清澈，潛藏了諸多值得用詩去贊頌的美好品質，不僅蘊含著游走于世界中的一代學人對廣袤大地的真摯熱愛，更傳遞著屬于青年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和反思精神。

（盧楨，南開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作家域外出訪寫作研究（1949—1966）”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1BZW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