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對2025年的北京文學創作做出綜述本身是艱難的，且多少帶著“荒誕”的意味，我們總是“傲慢”地認為我們可以觀察到某種創作規律，發現某些創作主題，但文學創作的美妙總在于其不可預測，在于其超出往常的先鋒。對這項工作勉力為之的理由，可能在于人性之中對于回望來時路的渴望，在于釋放未被闡釋的文本活力的批評愿景。即便腦海中已經早早閃爍“掛一漏萬”四個大字，能夠短暫地明晰我們正身處的文學時空，依然讓人覺得充滿力量。

一

2025年，對于北京文學創作的觀察，依然要首先提及《北京文學》自2023年開設的專欄“新北京作家群”，本年度專欄共推出劉汀《富貴如云》、徐皓峰《神速》、古宇《形莫若就》、阿乙《狂妄》、伍倩《舌鎖》、寧肯《鳥》、石一楓《小姚護士和她的病號》、西元《種子》、杜梨《小耳木兔失落于永定河》、喬葉《雪打燈》、常小琥《污點》、馬億《一號位》等十二篇作品，除了杜梨的一篇是散文外，其他均為短篇小說。按照《北京文學》副主編張頤雯的表述，“‘新北京作家群’以青年作家為主體，至少包括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在北京用北京話寫作，結合北京傳統和城市生活的新京味作家’，如石一楓、杜梨、孫睿、凸凹、常小琥、李唐、侯磊等；第二類是‘以北京作為精神背景，能夠融匯多種文學經驗的新北京的書寫者’，特別是‘到北京求學留在這里的’，如徐則臣、劉汀、馬小淘、文珍、張天翼等；第三類是‘長期在北京生活，但是寫作的主要對象是他們的故鄉’，‘從北京這個視角去打量他們的故鄉’的作家，如阿乙、鄭在歡等?！保?］這是從寫作者身份層面來定義，而在寫作素材/內容/主體層面，“‘新北京作家群’是一個空間上的概念，又大于這個空間，有鮮明的地域性指向，又大于這個指向。它總是大于我們的言說和想象。復雜性、開放性、流動性，反倒是新北京作家群的特色。與老舍、沈從文、汪曾祺、王朔等京派、京味兒作家相較，他們置身于新北京復雜、開放、流動之中”［2］。在這樣的意義上，這十二篇作品無疑都屬于題中之義。只不過在這十二篇作品中，徐皓峰講述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日常，阿乙沉浸于與外國作家的互文游戲，伍倩關注校園內的戀童癖問題，喬葉繼續著對豫北鄉村療愈的描摹，西元的目光則聚焦于軍旅，他們都是“新北京作家群”成員，但他們的作品顯然具有“北京文學”之外更為廣泛的普適性，剩下的七篇倒是和北京的關系更為密切。

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寧肯繼續著自己“城與年”系列作品的創作，《鳥》作為他的童年回憶，向讀者展現了六十多年前北京市井生活的真相，那是某種意義上“前現代”的“老北京”，有著歷史敘事的意味。對寧肯來說，即便生活于“新北京”，他念茲在茲的恐怕仍然是童年時代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帶給自己的生命痕跡，在今天重述歷史，寧肯別有一副屬于當下視野的筆墨。

也是在這一年，寧肯在《當代》第4期發表長篇小說《馮所在》，書寫以數學家馮康為原型的馮所在的人生故事。這一虛構小說的創作當然是發表于2017年的非虛構作品《中關村筆記》的回響。身為作家的寧肯心系作為中國科技創新中心的中關村的發展史，執著于為那些湮沒于歷史煙塵中的時代先鋒正名。對今天的普通人來說，寧肯關注的馮康、陳春先、王洪德等人都是陌生的，但我們可能正享受著這些陌生人的成果帶來的進步和便利。寧肯以拳拳之心為北京城里的一個“地標”作傳，也是在為這個作為共和國首都的城市的“來時路”保留歷史的記錄。

同樣執著于具有年代感的“老北京”書寫的還有林遙的《生死一諾》，小說發表于《青年文學》2025年第4期，同期還發有魏市寧的《匕首洋槍》，兩篇小說講述的故事都發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京，都以豐富的細節呈現了北京市井胡同的日常生活，喚醒了諸多被遺忘的歷史傳統與民風民俗。更重要的是，兩篇小說都指向了某種正在消逝的“人間情義”，《生死一諾》講述“為人謀忠乎”的現實實踐，《匕首洋槍》則指向難以言表的“民族道義”，“小說千變萬化，各有巧妙不同。《匕首洋槍》和《生死一諾》同寫故都北京/北平，由于作者的文化差異，則表現得各有千秋，但都寫出了昔日北京/北平的神韻和滋味”［3］。

老作家肖復興也對滋養自己的“老北京”充滿感情，他在《當代》2025年第3期發表散文《老街五記》，重返自己幼時生活的北京老街西打磨廠，詳細描寫這條街上的粵東會館、同泰店、鄉村飯店、和平飯店、培英醋房等店鋪，講述與這些店鋪有關的街坊們的人生故事。肖復興在以非虛構的方式呈現他的“故鄉”景況，“它的意義，不僅在于有百年滄桑的歷史，更在于一次次返鄉時，讓我逐漸有了一些能力，不斷地看到它、感知它與體認它。那些意義，不是抽象的，而是融入了記憶和感情?！保?］北京作為大國首都，似乎很少被置于“故鄉”的位置，而是更多被作為“世界”和“遠方”，肖復興由此賦予北京另一副面孔。

更為年輕的作家的作品中，如劉汀的《富貴如云》、石一楓的《小姚護士和她的病號》、常小琥的《污點》等也多少具有“老北京”色彩，只是和肖復興、寧肯等前輩相比，他們顯然走在另一條“京味兒”賽道上，或是語言風格，或是人物形象，或是環境變遷，他們關注這些歷史的遺存與當下的“新北京”發生的碰撞與產生的張力。局氣的富貴哥、自私的劉喬治、赤誠的阿改等人身上的故事向我們呈現著文學時間與社會時間的時差，呈現著另一種價值觀念、道德倫理與主流話語之間構成的參差不齊之美。

相比之下，古宇的《形莫若就》、馬億的《一號位》表現的內容更為“年輕”，關切的是更為普適性的“職場”，在人人被日常工作異化的時代，兩篇小說正是觸及了大家最為敏感的神經。在今天的職場中掙扎的樊斯如、王采苓、陳濤、秦松恐怕正是當年徐則臣筆下的敦煌、保定、夏小容，只是他們在天橋上賣假證、在超市門口賣盜版光碟，而“樊斯如們”在窗明幾凈的寫字樓里鉤心斗角，在五彩斑斕的直播間里掙扎求存。不管是多年前的“打工文學”還是今天的“職場牛馬”，“新北京作家群”的作家們無法忽視這座超大型城市中“沉默的大多數”，而導致他們焦慮內耗的，除了工作與考核壓力，更多是越來越復雜的人際關系。兩篇小說將這些冗雜繁復的問題或隱或顯地埋藏于小說敘事中，向讀者展示著“你不是一個人”的終極撫慰。嚴彬發表于《當代》2025年第3期的《汪靜怡小姐的客廳》有異曲同工之妙。寫了多年詩歌的嚴彬開始寫小說了，并且以相對詩意的設計——北京城里一個年輕女性的客廳——濃縮式展現當下都市青年人生活的實際窘境。

這一年，在某種程度上真正承繼徐則臣“中關村系列”的可能是作家孫睿。這個當年以《草樣年華》等青春文學獲得廣泛認知度的80后作家近年顯然轉移了關注焦點。2025年，孫睿出版小說集《摳綠》，收錄八個普通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大多發生在孫睿熟悉、讀者們倍感好奇的影視劇行業，孫睿捕捉了導演、編劇、替身、小美術師等并不出現于聚光燈下的小人物，呈現他們在幕后經歷的不為人知的酸甜苦辣。和古宇、馬億、嚴彬的關切類似，這是孫睿筆下的“京漂”故事、底層故事、現實主義故事，是隨著時空的轉移而在“新北京”不斷生長的“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

“新北京作家群”的討論在本年度依然火熱，這個概念可能試圖囊括幾乎所有處于創作活躍期的北京作家，但關于“老北京”“新北京”的書寫永遠不是某個作家群體的特權或責任。我們期待“新北京作家群”生發出更為深刻、有趣的時代話題，但“新老北京”的面貌則永遠在文學作品中不斷刷新。

二

杜梨的《小耳木兔失落于永定河》是前述《北京文學》“新北京作家群”專欄中唯一一篇散文，是當下頗為“時髦”的“觀鳥筆記”。在這篇長達兩萬五千字的作品中，杜梨用平實質樸的語言描繪了大量的觀鳥細節，百望山、樂活中堤、永定河、六郎莊等北京地標也不過是觀鳥活動中無關緊要的地名，杜梨的創作在時間、空間雙重意義上獲得了某種獨特的“當代性”：我們生活于同一個客觀時間與空間意義上的北京，但我們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風景，我們感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北京生活”。那山間、郊區、河邊、荒野等處的清風、明月，以及不知何時出現的“小耳木兔”，和寫字樓、地鐵站、飛機場、堵車、霧霾一樣，向我們昭示北京生活/北京文學的多種正義。

也是在這一年，杜梨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漪》，收錄七篇小說，而幾乎每一篇里，都有“鳥”。這位本名王蒙的年輕作家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同時在“皇家園林”頤和園里有一份工作，或許是因為長期與古建筑、湖泊、樹木親密接觸，杜梨筆下總是自有野趣，但在這些野趣之中，杜梨又總是融入許多“現代”技藝，如夢境、迷幻、音樂、想象等，但杜梨借之處理的，卻是家庭、情感、倫理、人際關系等嚴肅的社會議題。在杜梨筆下，家庭暴力、精神障礙、失獨父母、動物保護甚至移民問題、幫派斗爭等都能夠以合適的方式得到呈現和討論，杜梨展現出青年作家豐盛的一面，具備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寫作技能，同時可以游刃有余地運用技能在文學中處理自己真正關切的話題。

在2025年和杜梨一樣表現出“豐盛”特質的青年作家，還有李唐。李唐于2025年10月出版中短篇小說集《神的游戲》。同樣出生、成長于北京，但李唐不僅本人講話不帶京腔，也鮮少在作品中表現出北京地方特色。在此之前，李唐已經出版多本中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大多立足于個人的閱讀經驗與想象力拓展，致力于營造精神性的別樣烏托邦。然而，在這本最新的小說集中，身為90后的李唐“開始回憶”了，在被他稱為“系列中篇”的《神的游戲》《存在之虹》《星辰坐標》中，李唐都以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為主角，講述“中二”時期的成長與家庭故事。這故事里不僅有憂郁的文學少年和作為理想生活象征的“外來者”，更有深潛其間的作為成長見證的“環境”，李唐罕見地處理了“勁松”“拆遷”“廟宇”等具有北京特色的空間和概念。事實上，李唐這一代的成長見證著“中國崛起”這一獨特的社會歷史，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沒有其他城市比北京更適合充當這一社會歷史的縮影。往事如煙，這座城市的這段過往已經開始以“夢境”“回憶”的方式出現在讀者面前。李唐以“造夢”的方式致敬生養他的城市和家庭，這是又一代青年作家的自我抉擇。

作家遼京比杜梨、李唐稍微年長，處理北京生活與家庭故事的手法也相對質樸，可能也因為這份質樸，遼京顯示出其沉隱的獨特力量。2025年對遼京來說可能是相對重要的一年，她在202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白露春分》于這一年榮膺第八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為她贏得了巨大聲譽。小說講述一個有著三代人的北京家庭在第一代家庭成員老去時面臨的養老困境，當前社會的結構性難題以家庭情感倫理的面貌鋪陳。也是借助這個故事，我們得以窺見在北京這座國際大都市的角落中，獨生子女一代如佳月、佳圓在“又新又舊”的轉型時代家庭必須擔負的沉重責任以及伴隨而來的個體精神困境。2025年9月，遼京出版小說集《在蘋果樹上》，繼續深耕她熟悉的家庭敘事。小說集由四篇小說構成，以四個不同視角講述一個家庭三代女性不同時代的人生經歷。遼京筆觸細膩，一次次觸及中國式家庭氛圍中那些難以言表的情感與不安，如小說封面所示，“我們終此一生，都在血緣的迷宮里尋找出口”，遼京深諳其中的復雜變奏，更勇于在呈現復雜的同時做一個尋找者。

同時可以提及的，是淡豹發表于《小說界》2025年第5期的短篇小說《請照顧好你媽媽》，同樣是書寫幾代人成長、糾葛的“家庭故事”。和杜梨、李唐、遼京等人筆下的家庭不同，淡豹筆下的人物并非北京的“原住民”，卻因為工作、就醫、旅行、探親等各種原因與北京發生聯系。作為這個大家庭的“第三代”，小說中的核心人物二楠和遼京筆下的佳圓、佳月一樣，是社會歷史、新舊家庭轉型時代的“歷史中間物”，承受著來自上下代際、新舊觀念帶給她的多重溫情與壓抑。資深作家劉慶邦在《北京文學》2025第2期發表的《京京爺爺》也觸及了此類話題，小說講述來到北京幫兒子兒媳照看孫女的一對農村老人的生活故事，他們是這座大城市的另一種“外來者”，和底層京漂打工人或通過升學留下工作的白領們都不同，但他們的數量卻并不稀少，他們帶著相對前現代的價值觀念與兒子兒媳、孫女共同生活，再次構成新舊交織的家庭氛圍。這些故事中不被看見的隱微情感與倫理處境，也因為浸潤于若即若離的北京，因為與這座城市產生或大或小的張力而構成另一種重要的文學風景。

重要的“京味兒作家”——也是“新北京作家群”的一員——石一楓在本年發表長篇小說《一日頂流》，一向被冠以“硬核現實主義”標簽的石一楓再次強攻現實，講述互聯網時代一個無業的北京青年“成也流量，敗也流量”的荒誕故事。石一楓以幽默的筆觸書寫一對北京父子的日常生活，“京味兒”語言風格之下埋藏著他擅長講述的家庭隱痛。石一楓將現代意義上的父子關系與傳統價值觀念下家庭倫理雜糅書寫，和遼京等人一樣致力于呈現復雜多元的“北京家庭故事”。當然，石一楓總是更為“時髦”，他不憚于使用明天可能就過時的名詞或概念，他追求當下此刻的“反映”，追求對于同時代人的即刻關切。

《一日頂流》最終還是落腳于一個“美好結局”，石一楓內心純良，他依然在相對傳統的觀念中試圖挖掘我們生活的流量時代的溫情與愛。與之相對照的，是何許人在《當代》2025年第2期發表的小說《兼職兒女》，同樣以北京為背景，卻將當下家庭面對的多種問題直白呈現，將親自陪伴、情緒價值等傳統家庭擔負的功能轉化為簡單粗暴的商業行為，“兒女”成為一種職業，“兼職兒女”成為一種創收方式，成為可被評估、打分甚至內卷的新型就業路徑。如此諷刺，如此真實。

從杜梨、李唐、遼京到淡豹、劉慶邦、石一楓、何許人，他們一遍遍向我們強調，我們生活在如此荒誕的時代，生活在如此豐富的北京，但不論新、舊，我們始終生活在“家庭”之中，在想方設法地維系家庭存在的正義與尊嚴。時移世易，北京總是瞬息萬變，在北京以及全國各地生活的家庭也總是呈現不居的狀態。文學的著力之處，正在于捕捉這些新舊家庭的故事，捕捉這些故事中“人”的進步與墮落，“人”的忍耐與爆發。

三

2025年1月，故宮博物院的專業研究館員祝勇出版長篇小說《國寶》，以虛構的方式再次講述故宮文物南遷的恢宏歷史，也與此前的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形成有趣的互文。在小說《國寶》中，祝勇通過守護國寶的普通個體及其家庭的悲歡離合呈現復雜的歷史時期人性的純潔與卑瑣、無私與貪婪。這部小說或許稱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北京文學”，但故宮、國寶、南遷等關鍵詞又都在提醒讀者，這一切與北京密切相關?；蛘哒f，與作為首都、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北京有關。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正是因為擔負了這樣的功能與責任，“北京文學”注定攜帶其他地方性文學不具備的氣質，“北京文學”總是會與歷史、責任、災難、省思等“大詞”緊密相連。

今年在這一層面有所貢獻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他在《北京文學》2025年第12期發表三萬多字的散文《大雨落幽燕》，視野開闊、氣勢恢宏。韓毓海從金元依水定都寫到康乾“西部為體，東南為用”，再寫近代海疆危機，全面梳理北京城綿延千年的“水脈”，最終落腳于近現代以來共產黨人修建十三陵水庫以“為人民服務”的偉業。在韓毓海筆下，“北京”是一種象征，北京的“水”以及與“水”有關的建設更是，韓毓海采用了歷史散文的筆觸，重述歷史，意在當下，深情稱頌“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盛世景象，也寄托了個人的歷史之思與情感震蕩。

在這里也必須再次提及青年作家劉汀。同列“新北京作家群”，劉汀其實屬于張頤雯所說的第二類，而除了《富貴如云》等短篇小說外，劉汀在2025年出版了相對厚重的長篇小說《生活啟蒙》。小說講述在北京開設紀錄片工作室的“北漂”叢牧之的故事，以她個人家庭生活和追尋父母過往經歷兩條線索推進情節。如小說標題所示，劉汀秉持著具有傳統價值意義的“啟蒙”動機，他有意書寫兩個家族三代人于半個多世紀中的精神史，有意在相對宏大的結構框架中清理代際的遺產，講述遙遠歷史與當下現實的微妙互動。據說小說原題《逆旅行人》，最終修改為《生活啟蒙》，誠如批評家劉詩宇所說，“無論是作者自己，還是編輯、期刊抑或出版社將書名改成《生活啟蒙》，這其中一定蘊含著特別的考慮——我很希望是他們相信在2025年這樣一個時間點，會有足夠多的人付出寶貴的時間與精力成本，從這樣一部超過五百頁的作品中感受到文學對于生活的啟蒙力量。”［5］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劉汀，也開始書寫代際歷史了，和他的50后、60后乃至70后前輩作家不同，他對宏大歷史的回溯只能從個體出發，以尋找、探索以及后設的理解、共情的方式發生。只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生活啟蒙”的重任能否由文學完成？劉汀給出了個人的實踐和答案。同樣給出個人答案的，是以“鐵西三劍客”聞名的青年作家班宇。這一年，班宇在《收獲》2025年第2期發表短篇小說《清水心跳》，依然是講述“東北往事”，但“講述故事的年代”卻是北京的當下時刻。班宇依然使用他擅長的懸疑敘事與細膩筆觸，呈現個人、家庭與時代的記憶和遺憾。和劉汀的人物故事類似，這是“外省人”在北京，是“外省人”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對于往事、創傷的重新梳理，是“外省人”對于文學、敘事力量的又一次信任式使用。

此處需要著重提及的，是作家陳建功于2025年發表的《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以他本人在1968—1978年的十年礦工生活為素材，呈現特定年代的生活經歷與社會觀察。作品冠以“長篇非虛構小說”，將“非虛構”和“小說”放在一起本身就是頗為吊詭的設計，或許是想要強調其中的“自傳性”與“虛構性”并存，而這一借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小說標題也正構成陳建功的某種“文心”，是今天的陳建功回首往事時的“判斷”。作為老同學的黃子平深情撰文：“這正是一種‘找樂’：于今可以說人話，可以不裝孫子，把自己的生命和經歷轉化為文學和小說，一大樂子呀。作為同窗和同齡人，我閱讀建功這部‘非虛構小說’的體驗，其實相當五味雜陳。首先是高興，老同學終于把醞釀多年的‘十八歲遇見侏羅紀’寫成了；其次呢，就是勾起了我自己‘臟的時候’很多非常相似的記憶，并立馬希望自己也能具備建功式的誠實反省的勇氣?！保?］京西煤礦的艱難歲月或許與今天的“北京文學”無甚關聯，卻是陳建功這一代作家重要的文學啟蒙與精神修煉。因為記得，所以書寫；因為書寫，所以自??；因為自省，所以深刻。

在深刻自省的敘事層面，還需要提及梁鴻于2025年9月出版的非虛構作品《要有光》。這是一本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采訪筆記”，其中有關北京海淀的部分尤其觸目驚心。不知道從何時起，“海淀”成為當下教育體制中的某種代名詞，“海淀媽媽”更是有了另類/非正常群體的標簽。梁鴻在這部作品中直面“房間里的大象”，通過具體真實的案例、實際發生的悲劇將孩子們正在經歷的精神困境呈現給“掩耳盜鈴”的“大人”們。北京，容納著成年人的悲歡，更裝載著未成年人成長的傷痛，而他們，是我們的未來，他們今天面對的一切將在他們的心底留痕，也將由此塑造“明天的北京”。在這樣的意義上，梁鴻在為這座城市和這座城市中的人艱難守望。

最后，或許也可以稍微提及徐則臣于2025年8月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域外故事集》。曾經以新世紀初底層人的“京漂”故事享譽文壇的徐則臣自然被納入“新北京作家群”的譜系，而201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北上》采用宏大敘事，以運河串聯起家國民族的恢宏歷史，《域外故事集》則返歸短小精悍的篇幅，返歸以“我”的視野講述北京人/中國人于世界各地的見聞。小說題目可能致敬了魯迅、周作人當年翻譯的《域外小說選》，也確實是徐則臣早年念茲在茲的“到世界去”實現為主體意義上的“在世界中（worlding）”。我們對于外國資源、經驗與某種社會生活的認知想象從自卑、自強到自信、自傲，再到平和、自然，正是徐則臣這一代70后作家思想觀念的成長軌跡，可能也是北京/中國文學于近二十年發展變化的重要呈現。

不得不說，從《國寶》到《要有光》，這一年書寫“北京”的作家們依然深受人文精神的約束，或者說，他們依然經受不住歷史的誘惑，依然想要擔負“士”的責任，想要挖掘歷史的遺產，想要回應歷史給予我們的難題，更想要借助文學敘事省思當下，發出或響亮或微弱的聲音。

我們不妨以《北京文藝評論》開設的北京研究專欄《北京來信》為這篇綜述結尾。這一年，合計六期的專欄分別討論了《我在北京送快遞》《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兩個作品專題、現代作家的北京情結、北京的當代藝術、“新北京作家群”、“新京派”研究等話題?！段以诒本┧涂爝f》出版于2023年，在2025年依然處于討論之中，除了專欄中涉及的數字北京、媒介平臺、非虛構等問題，可能多少與在2025年成為重要熱點的“新大眾文藝”思潮密切相關，而這一思潮顯然不僅僅關乎北京?！靶戮┡伞钡母拍钤凇靶卤本┳骷胰骸钡挠懻撊缁鹑巛边M行了兩年多之后被討論顯得有些陳舊和不合時宜，著名學者孫郁對此有多篇論述文章。和當下的地方性寫作思潮相區別的是，“新京派”指向審美層面對20世紀30年代京派風格的藝術傳承，指向當下時代知識分子作家對文學美育理念的貫徹。或者說，“新京派”的梳理和研究試圖回到純粹意義上的文學與文學功能。現代作家的北京情結、北京的當代藝術等話題當然超出本文的討論范疇。我們也正由此可以發現，六個話題稱得上“南轅北轍”，卻又都在“北京文化發展研究”的意義上拓展邊界?？赡苓@也是2025年北京文學創作呈現的真實狀況，豐富、多元、野蠻生長，同時在與具體的社會歷史、文藝思潮發生微妙的齟齬與互動。這一年，與這六個話題有關和超出這六個話題的學術會議、作品研討會開了幾十、上百次，當代文學似乎比往年都更“熱鬧”，我們不能確定，這是風暴到來前的征兆，還是風暴本身。由此，北京文學于2026年的發展，在任何意義上都值得期待。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北京文化發展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

注釋

［1］參見趙天成于《新北京寫作：為一種常新的精神性文學》（《北京文藝評論》2025年第4期）中的概括總結，張頤雯的論述參見《北京的巴爾扎克們——北京作家及“新北京作家群”欄目淺談》（《文藝報》2023年5月17日），《同代人沙龍：“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的多重指向》（《北京文學》2024年第5期）。

［2］師力斌：《〈北京文學〉：在篤定創新與敏銳開放中前行》，《文匯報》2025年2月21日，第9版。

［3］謝璽璋：《為朋友者義為先——讀小說〈生死一諾〉和〈匕首洋槍〉有感》，《青年文學》2025年第6期。

［4］肖復興：《為什么一次次重回老街》，《光明日報》2025年3月26日，第14版。

［5］劉詩宇：《21世紀，文學還能啟蒙讀者嗎？——評〈生活啟蒙〉，兼及劉汀的文學世界》，《上海文化》2025年第11期。

［6］黃子平：《寫小說，也是個樂子——陳建功〈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北京文藝評論》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