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柱林長期從事當代小說研究，其新著《同時代人的文學》嘗試打通文學文本的內部與外部，從文化人類學、敘述學等多重角度探究作家作品的豐富意蘊。專著不僅帶領讀者解開小說敘事背后深廣的社會文化背景，探討這個時代的精神征候，還深入創作者的內心世界，從創作心理學的層面揭示藝術生發階段的復雜機制。

專著第一章《遠去的獵手，永恒的文學》主要以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為切入點，分析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的小說世界。人類之間的差異，既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關，更與其生產方式相關，因此，從生產方式變遷的角度來理解中國100多年來的歷史進程，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原先過著采集、狩獵、放牧生活的民族地區人民，對于生產方式的劇烈變化，體會當然更深。與外界的接觸，生活環境的變化，自然而然地影響到獵人們的生活、情感與世界觀。因而，烏熱爾圖的小說對民族生活巨變有著深刻的表達。張柱林認為，烏熱爾圖接受鄂溫克族面對面的口傳文化的影響，在小說創作中常采用對話的形式來結構文本。其變體就是，故事的當事人、親歷者或見證人向敘述者講述，敘述者就相關的故事提出質疑和意見。這種對話體的敘述使故事呈現出斷斷續續、前后錯雜，并留下大量懸念與空白的特征。然而，僅僅是在小說創作中確認“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對烏熱爾圖來說遠遠不夠。他真正關心的是“我們到哪里去”。所以，1986年之后，烏熱爾圖創作的重點完全放在了獵人的困境上。1990年，他從北京返回呼倫貝爾，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寫作隨筆和整理鄂溫克族歷史、語言等工作，從虛構性寫作轉向紀實性寫作。張柱林援引烏熱爾圖的相關采訪，指出這一轉型的現實原因是小說寫作所依托的那種詩意、甜美、抒情的民族生活土壤已經不存在，虛構的詩意寫作已然失效，甚至顯得矯情和不真實。在烏熱爾圖看來，更重要的是，小說很大程度上表達的是個人的情感，而不能非常有效地表達群體的情感和命運。

專著第二章《“越界寫作”的可能性》以阿來為例，討論作家在語言及文化認同上的選擇及其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對于阿來的“自然之子”“越界寫作”等實踐，張柱林在書中對其含混與曖昧之處進行了深入辨析，特別指出阿來對引領自己走向“自然之子”的兩位美洲詩人聶魯達和惠特曼的誤讀，其實帶著相當自覺的策略意味，就是只強調自然的影響而對其背后的文化歷史背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在仔細分析《塵埃落定》和《格薩爾王》對民間文化的借鑒和改寫之后，張柱林提出，阿來在描寫文化交融地帶中找到了寫作的最佳位置。

即使從小說家東西剛開始文學創作時，張柱林就一直跟蹤評論，專著第三章《多重的回響》仍然有新的發現和探索。東西的小說風格冷峻、深邃，往往關注人性的幽微復雜。在東西作品所揭示的“全球風險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減弱，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增強，并試圖努力降低生存的風險。當然，小說中也表達了人們重建秩序的努力。張柱林提出，面對這樣的世界，東西采用了“寓幻現實主義”的筆法，將寓言、幻想、現實有效地交織在一起。東西重要的長短篇小說，均具有“寓幻現實主義”的特征。與此同時，張柱林以《回響》為例，分析東西在小說中對復雜人性的勘探。人物命運之詭奇、小說結構之匠心、語言運用之深意，構成了其小說的“多重的回響”。

專著最后一章“小說的辯證法”涉及的作家作品比較多，但最終落腳在田耳的創作上，重在闡述一種小說美學。張柱林先討論沈從文、汪曾祺的創作，既暗示出生于湖南鳳凰縣的土家族作家田耳與沈從文同屬湘西，又可映照田耳小說的人物與汪曾祺筆下的“異秉”的精神聯系。接著，討論魯迅作為現代中國小說的辯證敘事的主動推動者，以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參與了現代小說的演變進程。在最后一部分，張柱林用“涼薄與情動”“命數與肉搏”“大地與星空”三對關鍵詞進入田耳的小說世界，準確地把握了田耳小說的氣質。田耳試圖在小說中揭示社會與人性的復雜，展示人物與命數的肉搏，在冷眼中飽含熱情，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努力在追尋理想與適應現實之間達成平衡。

總之，這部評論集有效融合文學文本和時代征候，用鮮活的批評語言表達對于同時代人的理解。

（作者系南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