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長久致力于工業題材小說的創作，以長篇小說《錦繡》《匠戶志》為代表，可以說已經成績斐然。這實在非常難得，因為工業題材小說具有特殊的難度。工廠、車間，復雜的機械、壯觀的高爐，飛轉的齒輪、四濺的火花……如果身臨其境，很容易被那種金屬般的、堅固的、崇高的工業美學震撼。但這是一種直觀的、來自空間的震撼，要以訴諸時間的敘事藝術來表達，似乎就乏善可陳。工業生產往往是某種意義的重復性勞作，從中能夠生發出什么有懸念、有高潮的故事呢？尤其對于外行讀者來說，只看到一個個工人和他們身旁的機器一刻不停地運轉，其中的門道無法理解，就更感覺乏味了。

“匠”：精益求精的工藝是工人的底氣與榮譽

或許正因為此，李鐵特意挑選玻璃工藝匠人作為《匠戶志》的主要書寫對象。玻璃工藝品剔透明艷的美，照亮了過于硬朗的工業生產。但更具有美感的，或許是匠人們生產玻璃工藝品的過程。在并不算長的時間里，僅僅靠著匠人們的手和口，高溫下的玻璃就能聽話地幻化出種種迷人的形態，生長出種種精細的花紋，冷卻固定后呈現出晶瑩璀璨，甚至如玉如鉆石的樣子，這不啻是一種奇觀。將日復一日的流水線作業轉化為奇觀化工藝的高光時刻，這就是李鐵在文字中制造工業美學震撼體驗的敘事策略。但這又不僅是策略，而且是相當一部分事實：對于手藝精益求精的磨煉，的確構成了工人的底氣，造就了工人的榮譽感，讓他們即便身處窘境，也有足夠的自信與骨氣，不輕易屈就，更不茍且沉淪。就像小說里“我”的父親，寧可一家三口擠在局促的斗室里，也不肯低頭去懇求廠長。他們珍視自己的手藝，崇拜工業大拿，也因此互不服氣，彼此競爭。由此，李鐵又從奇觀化的工藝書寫發展出《匠戶志》中某種堪稱結構性的存在：技術比武。

如果不理解那個時代工人們對技術的重視，以及與此緊密關聯的特殊的尊嚴感，大概也就很難理解，為什么在這部小說中有那么多次比武。而且，有些比武是不是也太兒戲了？古塔廠和凌西廠同為東北重要的玻璃工藝品廠，通過比武決出技術高下，是關涉各自聲譽的大事。在市場經濟時代，或許直接影響到訂單和效益。這樣性質的比武，當然是可以理解的?？杉t星廠僅有的三間庫房分給誰家居住，居然也是通過比武決定——當然，比武的確好看，“我”的父親蒙上眼睛也能用手錘精準鉚接粉筆頭的絕活兒，真是神乎其技，那種風采氣度有如傲立華山之巔的蓋世大俠。小說中屢屢提及武俠小說。全書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場比武，被“我”比喻為決戰紫禁之巔，可見李鐵是有意以“比武”的結構，制造一種武俠小說般的閱讀快感。但是，職工住房分配不應該有更科學更復雜的辦法嗎？僅看手藝高下真的公平嗎？工人的生產技術固然是重要的，但把它作為衡量一切事情的唯一標準，是不是太粗暴和武斷了？

事實上，小說中第一次比武，恐怕讓今天的讀者更加難以接受。古塔廠的駱秋生和凌西廠的歐陽鐵同時愛上了吹花女工趙曼。感情的事本是私事，但兩個廠的宿怨讓廠領導都介入進來，強行要求以技術比武來決定趙曼的歸屬，似乎趙曼究竟屬意誰，根本就不重要。盡管行政命令并未能完全桎梏個人的情感訴求，趙曼終于還是甩掉歐陽鐵，和駱秋生走在了一起。但二人后來因駱秋生過分沉迷于技術提高而悵然分手，似乎更印證了工廠邏輯、工人思維那深刻的影響力。李鐵將此作為小說開篇最引人注目的情節，顯然是要刻意強調，那時候工廠的力量，的確可以深入到家庭生活和個人情感。這就涉及這部小說除“匠”之外的另外一個關鍵詞：“戶”。

“戶”：容納工人群體生活的喜怒哀樂

“匠”是手藝，是技術，是工作；“戶”是門戶，是家庭，是生活?！敖场笨梢允莻€體，而“戶”一定是群體，這群體不僅是“匠”的群體，也包含“匠”的家人、朋友、社會關系與生活結構。小說由宋體字、楷體字區分出兩個敘事板塊。宋體部分以第三人稱敘事，主要圍繞駱秋生技藝提升和個人成長、駱秋生與趙曼的相愛相離、古塔廠的興衰變遷、國有工廠與民營企業的此消彼長展開；而楷體部分則以第一人稱敘事，從宋體部分的主線蔓延開去，涉及不同工廠、不同工種的工人群像，更深入到工人們的家庭中去。這樣的書寫方式，這樣的廣度與深度，或許是《匠戶志》較之其他工業題材小說尤為突出的創新之處。過去的國有大廠不只是生產單位，還為工人提供衣、食、住、行、教育、醫療等一系列保障，工廠可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態。工人不只去工廠上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與工廠有關。我們必須理解這樣一種客觀的關系，才能理解為什么工人對自己的廠、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技術有那樣深入骨髓的認同與熱愛?！拔摇钡母赣H曾跟“我”抱怨企業改革之后的變化：“這樣搞下來，廠里的氣氛立馬不一樣了……以前在車間干活兒有娛樂性，工作也是娛樂，大家一邊干活兒一邊講笑話，嘻嘻哈哈的沒完沒了?！边@話乍聽不很靠譜：車間是生產重地，一邊嘻嘻哈哈一邊搞工業生產，這還能行？在改革文學盛行的年代，人們對國有工廠中這種渙散的紀律性可謂痛心疾首，深感科學管理的必要性。但如果我們認識到了工廠與工人全方位的關系，或許可以換個角度理解父親對往昔的懷念——要知道，“我”的父親是鉗工大拿，可不是《喬廠長上任記》里杜兵那樣吊兒郎當的工人——既然工廠不僅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那么車間就不僅是生產空間，也可以是娛樂空間。父親所說的那些工人，并不覺得自己在從事枯燥而高強度的勞作，而是在過一種能夠容納他們喜怒哀樂的生活。

當然，出于對生產力和經濟效益的合理焦慮，這樣的生活必然要發生改變?！督硲糁尽愤€有一個重要價值，就是以國有工廠和產業工人為焦點，細致地寫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不過具體到國有工廠，尤其是東北的國有工廠，近年來的文學書寫往往會有意無意地觸及一個帶有反思性的議題：國企改制中的“陣痛”。駱秋生這樣一個技術工人出身、后來因為替廣大工人說話而陰差陽錯地成為企業管理者的形象，不能不讓人想起曹征路《那兒》中的小舅——駱秋生恰恰也是敘述者“我”的小舅。如果李鐵在塑造這個人物時確實受到了《那兒》的影響，駱秋生這一形象的突出價值恰恰在于以小舅所沒有的機遇，提供了《那兒》的另外一種可能性。李鐵沒有一味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表達對國有資產流失的不滿，盡管他也客觀地反映了類似的現象。他以更加務實的想象力和思考力，讓駱秋生做到了《那兒》中那個小舅竭盡全力也未能做到的事，那就是在改革過程中因勢利導地實現了集體控股而非個人控股的股份制改革，從而使古塔廠迎來了改革開放后的再一次輝煌。盡管這一輝煌終因所有制問題中斷，駱秋生陰差陽錯入獄五年，古塔廠竟被馬氏集團收購。但李鐵似乎是有意利用這次挫折，進而探討又一種可能性：即便民營資本收購了國有資產，是否仍可以在雄厚資本和現代管理的支撐下，延續前一個時代的夢想與傳統，更好地利用國有工廠長達30余年的積累？——那不僅僅是資產的積累，更是技術的積累，也是一種精神的積累。

“匠”的精神氣象與“戶”的家國情懷

古塔廠在改革開放年代屢經周折，但又兩度走向輝煌，究其原因，仍源自過去那種生產與生活和諧相融的日子里淬煉出來的匠人追求與匠人品格。駱秋生的公心、趙曼的執著，皆因他們出自“匠戶”，認同“匠”的精神。這種精神包含勠力開拓的堅韌、對工業技術的信仰、對集體的認同，更包含著身為國家主人的榮譽感。因此，《匠戶志》結尾處將駱秋生和歐陽鐵對決的意義上升為民族工藝的尊嚴之戰，絲毫不讓人感到矯情。盡管在小說很長的篇幅里并未涉及民族國家的宏大話題，而似乎多在家長里短的小事里糾纏，但是共和國“匠戶”的生活本身，就始終與集體、家國緊密相連。工廠的邏輯滲透進日常生活，國家的認同與文化的認知也就滲透進了日常生活。就此而言，品行卑劣的歐陽鐵的失敗其實是注定的。盡管他對于技術的追求達到了一種無國界的偏執，但他恰因為這樣所謂的“開放”心態而喪失了原則，混淆了大是大非。在中國傳統中，對于“術”的過分沉迷從來無法讓人臻于完善；只有達到“道”的境界，“術”的水準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超越性提升。這種“道”不僅包含著對“術”的信仰，也包含一個人的心胸、品格和道德境界。駱秋生最終絕處逢生，將道家智慧融入玻璃工藝，于炫目的燈光下閉上雙眼打開更為靈敏的其他感知，堪稱神來之筆。在此，李鐵是將古老的智慧化入現代工藝，從而拓展了“匠”的精神氣象，讓小說的家國情懷有了更加厚實的歷史與文化支撐。

以此而論，李鐵的重要價值就在于：他寫的是工業，卻又不限于寫工業；他寫的是生活，是能夠鍛造出特殊的生活。他真正深刻地理解和表達了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和人之間的關系，揭示出工廠對工人深入骨髓的影響力，以及工人對工廠、對工業、對技術的刻骨銘心的認同，并由此發掘出“匠”的精神。這種精神，甚至抵達了哲學的高度。這樣一種工業題材寫作，可以說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超越了此前的同類寫作，讓《匠戶志》毋庸置疑地成為當代工業小說不可忽視的一塊界碑。

（作者系遼寧文學特聘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