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眾文藝的文學風景】

“我叫李文麗，身高一米七五，體重一百一十斤。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來自甘肅省平涼市崇信縣錦屏鎮冉李村的一位家政女工拿起筆，通過寫作和繪畫“在時間的縫隙中拼接自己”，從“隱身人”變為發聲者，從讀書人變為寫書人，創作讓她進一步認識了自我，也對社會現實有了新的洞察。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做家政》（讀者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展現出她樸實而真切的情感世界。正如她在書中寫道，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喜歡擠出時間寫一些流水賬似的東西，其中就有對寫作的認知，“我為什么要寫作/……為了治愈打工路上身心疲憊的累累傷痕/為了追尋曾經的夢想和最初的希望/以及未來好好活著的意義”。

通讀全書，可以發現作者營造出一個真實、立體的“李文麗的世界”。她對身體知覺、個人情感和場景細節的用心描寫，使之擁有一種強烈的共鳴和張力，增強了作品的情感濃度。作為所述事件的親歷者，李文麗以個人獨特、復雜、豐富的真實生活經驗，展示出一個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處境，激起人們重新審視自我生活。她還嘗試以調查者的視角關注家政女性群體的社會地位。她曾經匿名參加“網絡漂流瓶”活動，設置的問題是“假如你的老婆是家政工，你會怎么看？”得到的回復是這個工作不“體面”，也“太累”，甚至有人對家政工的人品說三道四。作者明確地告訴讀者，這個工作不但讓自己學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識，也明白了快節奏生活的不容易，“更重要的是我們用自己這雙粗糙的手，掙到了錢，找到了人生價值，我們還利用休息的時間，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夢想！”作者基于“我”的切身感知，為“他者”共情，為“我們”代言，樸素的話語之中飽含著職業的尊嚴和生命的追求。

《我在北京做家政》的藝術魅力，來自其看似樸素卻暗藏匠心的結構。全書三章，從“我在北京做家政”的個人療愈，到“我的姐妹們”的群像塑造，再到“來處與歸途”的歷史回望，并非簡單的素材堆砌，而是一條用心鋪就的精神變化軌跡。她曾歷盡生活艱辛，脫離舊有的人生劇本，成為“無根的浮萍、斷線的風箏，沒有方向和目標”，孤獨面對未知世界，在生存與良知、情感與物質、自我與角色的撕扯之中陷入迷惘。進而在城市勞動者的新身份認同中獲得自信，實現自我重塑。在與姐妹們的傾聽與被傾聽中，她發現自己的痛苦并非孤例，“我”與他人在彼此凝視中相互照亮。她投身社會實踐，以親歷者和調查者的雙重目光重新認識家政女工這個群體，思考什么是家政、為什么做家政、家政女工過得怎么樣等問題。作者還寫到她帶著從群體中獲得的力量回望來處，與母親、童年、婚姻達成和解，最終在“我”與“我們”的連接中找到精神的歸途。這表明，一個人的覺醒不是在孤獨中完成的頓悟，而是在看見他人的同時被看見，在理解來處的同時被容納。

作者通過平實的文字敘述，讓真摯的情感隱藏在細節中不斷積累，讓讀者慢慢體味，同時又用繪畫直覺式地呈現自己的觀察。她寫第一回坐地鐵，跟著其他乘客的腳步進了車廂，聽到“嘀嘀嘀”三聲響，繼而車門“哐”一聲關上了，“心感后怕”。到站了，車門剛打開，她就抓緊大包小包，“嗖”地一下跑出去，眼睛一直往后看，生怕鐵門夾住身后的背包。三個擬聲詞，簡單但鮮活、真實，將大城市里的生活日常“陌生化”，很有畫面感。書中配發的李文麗畫作《第一次坐地鐵》，以即景的方式樸素呈現她對地鐵生活現場的感知，圖文并置，展開“對話”，構建起一個情感場域。

情感的真摯不一定意味著時刻保持克制，一味引而不發，而是要看情境，看內心波瀾的起伏。《和兒子倉促的一面》寫她和來京出差的兒子不到一個小時的會面過程，“淚水”成為結構全篇的一個關鍵詞，“淚水在眼眶里打轉”“我的淚水像決堤的洪水，嘩嘩地擋住了視線”“任淚水跌落到衣服上”“只想讓眼里的淚水肆意流淌”……晚上躺在雇主家的單人床上，“狹小的空間里，望著漆黑的屋頂，不知道自己是誰，為什么蜷曲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來自生活現場的真切敘述，樸實無華，卻因為“我手寫我心”的真誠和善意，一位母親豐富的情感世界得以鋪展開來。

作者以筆觸描摹生活中相遇的人事物，糾正人們對家政工、育兒嫂等群體的刻板印象，讓“隱形”的普通勞動者有了新的光亮。《親愛的可兒》中，她寫自己作為育兒嫂與孩子的雙向奔赴，孩子的天真治愈生活的辛勞，一句“阿姨，你的腿還疼嗎”的溫情問候，涌動情感的熱浪。雇主與育兒嫂以親密關系建立信任，育兒嫂的情感投入守護孩子成長，也在被需要、被信任中獲得情感補償，化解內心孤獨與職業疲憊，書寫出人間永恒的真善美。

（作者：周楓，系西北師范大學副教授）